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法治保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法治保障，不是简单地“用法治去保障”，更不是将法律视为一种工具去推动和保障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而是“以法治为保障”的社会治理，这就要求社会治理各类主体在遵守法律规定、尊重法治精神、遵循法制逻辑的前提下，坚持以法治精神来引领社会治理，以法治思维来谋划社会治理，以法律规范来实施社会治理，以法治标准来评价社会治理，以法治秩序的实现作为社会治理的目标，最终形成在法制轨道里实现社会良治的法治化过程。

因此，依法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法治化程度越高，社会治理越接近善治。

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法治困境

确立和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已经有了一定基础，比较而言，法治社会建设仍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短板。

（一）在社会意识层面。集中表现为民众权利意识高涨，但责任意识、义务观念相对滞后，在涉及个人利益问题上常常难以做到理性表达诉求，甚至非法维权。民众利益日益多元，但协调机制尚不健全，难以发挥民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自治作用，一些群众性组织还难以做到依法自治。民众更熟悉和遵从人情道德而不是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更愿意托人情、找关系来解决自身纷争，信奉“打官司就是打关系”、“讲法律不如讲人情”。

（二）在制度体系层面。集中表现为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并支撑起法治中国建设的“四梁八柱”，但制度的总供给仍不足，特别是社会领域的法律制度尤为短缺。一些已经实施的法律制度太粗，如同“牛栏关猫”，还没有建立一整套配套制度体系，可执行性差，往往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典型的现象就是全面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性执法。

（三）在政府法治层面。集中体现为在一些领导干部的观念中还是秉持公权至上的信条，民众与政府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民告官”依然很难。政府掌握绝对公共权力，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形之手”依然伸得很长，政府职责边界不清。无限政府、全能政府导致政府成了“千手观音”，政府法定职责难以得到全面履行。

（四）在司法公正层面。集中体现为民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盼日益强烈，但司法活动难以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不同环节、各种形式的司法错误和执法瑕疵严重影响着民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仰。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最根本的是要摒弃法律工具主义思想，坚持法治作为实现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这一价值目标，切实发挥法治在规范主体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化解社会冲突中的作用，以法治来凝聚改革的共识，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实现社会良好治理。

（一）以科学立法为先导，进一步夯实社会治理的制度支撑。最核心的就是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重点是加快对社会领域立法，着力解决社会治理过程中法律依据不足、制度机制短缺问题。健全对行政法规、政府规章、地方性法规和重要的执法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着力解决法律制度体系内部因配套性和协调性差而影响实施效率的问题。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较大的市的数量，推动各地在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立法权，充分尊重各地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差异性，着力解决因地方差异导致一体施行相关制度所造成的不适和缺憾。积极推进立法的精细化，更加强调法律的可执行性，不是为了立法而立法，着力解决所制定的法律管不管用、适不适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问题。

（二）以严格执法为保障，进一步凸显政府在社会治理的主导责任。最核心的就是简政放权，重点是打造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和法治政府，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着力解决全能政府、无限政府的问题。持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适时公布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逐步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着力解决政府行使权力公开性、透明性不够的问题。继续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更加重视行政管理程序和行政执法程序建设，着力解决行政活动特别是行政执法工作的随意性、选择性的问题。加快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化解行政争议中的作用，强化司法对行政的监督，着力解决政府“一股独大”和行政成本高、管理效率低的问题。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坚持依法决策、依法履责、严格执法、依法化解纠纷，稳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加强市、县法治政府建设，确保法治政府建设目标如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