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修养关乎国家盛衰

《群书治要·崔寔政论》论及国家由盛转衰的原因时，有这样一段阐述：“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之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大凡国家得不到治理的原因，多是由于君主承继太平之世已久，风气日渐变坏也不觉察，政治逐渐腐败也不变革，习惯于混乱，安于现状，逸乐而看不到危机。有的荒淫奢侈，不考虑国家大事;有的不听忠言劝告，满足虚伪，忽视真诚;有的在歧路徘徊，不知何去何从;有些是被信任的大臣，只求中饱私囊，保住俸禄;有些是被疏远的臣子，因地位低微，谏言被弃而不用。于是，国法松弛于上，有识之士忧忡于下，真是可悲啊!唐朝诗人李商隐在考察历史之后，在《咏史》中也同样感叹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在《群书治要》中，多处讲到了盛世之君与衰世之主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让我们更深刻认识到官德修养对于国家盛衰的重要性。

盛世之主与天下同喜同忧，衰世之主独制其民。

在《群书治要·魏志下》上讲到：“昔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也。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莫救也。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是说，过去夏、商、周每个朝代都经历了十几世，而秦国二世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与天下百姓共享幸福，与天下百姓共同承担忧患。而秦始皇独裁专制、压迫人民，所以一旦国家危险，就无法拯救了。与百姓共享幸福的，百姓必定和他共同承担忧患。与百姓共享太平的，百姓必定会尽力拯救国家的危难。

盛世之主尊重历史，以古鉴今;衰世之主自以为是，刚愎自用。

《孔子家语》上记载，孔子说：从前之事是用以启发当今之人的。如果一个君主不努力追寻前朝之所以能安稳存在的足迹，并且又不重视其之所以危亡的原因，这就好像一如往常地倒退行走，却乞求能赶上前人。《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学习前贤先哲的言论和行事,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是历代凡有成就者共同的规律，无论是为君、为臣，为政、治学，概莫能外。

在这方面，唐太宗做出了最好的榜样。太宗二十七岁即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治平之道，休生养民。鉴于前隋灭亡的教训，他深知创业不易，守成维艰，在位期间，命令魏征、萧德言等，整理历代治国资政史料，编撰成《群书治要》一书。唐太宗在读《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或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并命令缮写《治要》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在《贞观政要·慎终》上记载：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总结阅读史书的感受时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由此可见，正是太宗对于历史经验的尊重和借鉴，使其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亡国之君恰与之相反，《吕氏春秋》上说：“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三者，君人之大经也。”是说，亡国的君主肯定是自高自大，肯定是自以为聪明，肯定是轻视众人。自高自大就会怠慢世人，自以为聪明就会独断专行，轻视他人就会没有防备。人才不齐备就会招致祸患，专断独行会使地位不稳，怠慢士人就会闭塞视听。想不闭塞就一定要礼贤下士，想地位稳固就一定要得到众人支持，想不招致祸患就一定要人才齐备。这三条，是君主的治国大略。

从历史上看，亡国之君恰恰违背了这几条。《史记》上记载的商纣王和秦王朝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纣天资聪明，口才好，反应很快，办事敏捷，他的才能和力气超过平常人，能空手与猛兽格斗。他的智慧足够用来拒绝臣下的劝谏，掩饰自己的错误。他向群臣夸耀才能，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结果就被武王推翻了。而秦朝自穆公以来，渐渐蚕食诸侯，最终成就了始皇。始皇自以为功业胜过五帝，疆土之辽阔超过三王，因此耻于与其并列。始皇自满，不肯向别人请教，一错到底，不曾改变。二世秉承其作风，因循不改，暴虐无道，加重了政治危机。子婴孤立无亲，忧惧软弱，无人辅佐。秦朝三代君主迷误终身而不觉悟，导致灭亡，不是很应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