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从甲午战争谈古田会议的意义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及其结局，对后来的远东政治影响是深远的。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仅仅从技术和细节比较中孤立地研究这场战争，而应将这场战争放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大历史中来考虑。

——刀子一旦失去节制，如果它还锋利的话，其结果是可怕的

研究甲午战争，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甲午海战日本是赢了还是败了？就事论事的孤立看，日本当然是赢了；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日本又败了，因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了。

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所具有的所有优势要素不仅不变甚至还更为强化，同样的优势使日本在1895年打败中国、1905年又打败俄国，而到1945年却为中国联合美国和苏联所打败。这是为什么呢？中国有个说法叫“过错”，有很多事，过了就错。所以中国人叫“记大过”，不叫“记大错”。从这个视角看，19世纪末日本当时的许多“优点”，若放到大历史中看，却在后来变成了导致日本失败的缺点。

1942年10月，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中分析说：“因为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日本也是如此。由于国土面积狭小，日本的进攻能力与防御能力始终是捆绑在一起的：一旦失去攻势或进攻失败，那就是全局性的失败。正因此，日本军事理论始终保持强烈的进攻意识——这也是当时日本军事思想优于中国和俄国并因此取得成功的地方。但凡事过了就错，1895年甲午对华战争和1905年对俄战争的胜利，大大骄纵了日本并百倍地固化了其进攻优先的意识，更使日本人目空一切，从自信转为自大，原来受政治节制的军事优先观念变为排斥政治的单纯军事主义的观念，认为只要仗打得赢，其他一切都好说。

1894年7月25日，日本制造了“高升号事件”，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

刀子一旦失去节制，如果它还锋利的话，其结果是可怕的。日本1883年创立陆军大学，对华对俄两次战争胜利后，陆军大学滋长了轻战略重战术的学风。战略是要有哲学指导的，其要义在于合理的节制，其最终目标是有方向的和平。1905年之后，日本陆军大学的学员已不懂什么叫节制与和平，他们都钻到战役学层面并因此日益失去全局观，以至在太平洋战争前期及此之前日本在战役上基本没有大输——一连串的胜利却埋藏了很快就要出现的战略上的惨败。今天回头总结，这是因为不知节制的观念和优秀的战役指挥，使日本胜利来得过于容易以至使其战线拉得过长。

日本国运衰落的重要节点就是东条英机上台。单纯军事主义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在东条英机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20世纪20年代，日本少壮派军人对政治人物尤其是主张和平节制的政治人物的一系列刺杀活动，导致真正的政治家们被迫退出日本的高层决策，结果，政治成了军事的附属。军人一味蛮干给国家抱回来的成堆战果，使政府在政治上难以消化。最终，日本硬让这些“优秀”军人抱回的大堆战果给“噎”死了。侵华战役的持续胜利使日本的战线迅速拉长，这导致日本在中国之外又增加美国这样一个重要对手。中国与美国的结盟迅速拉升了日本的资源消耗，据统计，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14%；1942年日本对美宣战，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34.6%；到战争结束前一年即1944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迅速冲至98.5%，由此日本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

与此相反，1943年前后中国在战役层面虽输多赢少，但在战略层面却成了参加开罗会议的重要成员。哲学家眼中无成败，有的只是成败因素的转化。败中蕴藏着赢的因素，赢中也孕育着败的种子。军人会打仗的优点不受节制地过度使用，就会转化成毁灭国家的致命缺点，这在20世纪前半叶的日本表现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