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从甲午战争谈古田会议的意义（2）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如何有效地节制暴力的学问

战略解决的是衣食住行问题，因此，搞战略要有居家过日子的经验；不然看似很猛，实则不行。当年的东条英机等就是这样的政治人物：他们打出的战果超过了自身的消化力，所以国家活生生让他们的莽撞给撑死了。蒋介石去过日本，较早看到日本人这一短板。1938年1月15日，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冷战时期已成日本盟国的美国在统治日本期间，力图销蚀日本人的战略思维。《日本人的战略思考选择——超越日美同盟》一书说，战后美国统治日本的方法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美国人把战略学从日本大学抽掉，这使日本人思维的“一根筋”特征更加明显。你看日本今天还在为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翻案，还说他们搞的慰安妇制度是“合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跪下来谢罪，现在德国成了欧洲的中心。如果日本也能跪下来向亚洲人民谢罪，那才是日本真正强大的开始。可惜日本人不是德国人，德国有康德和黑格尔，而日本没有。在日本自明治后就有一种与“大日本”理论相对的“小日本”理论，认为日本没必要争夺亚洲主导权，做个瑞士那样的国家适合日本国情，会很幸福。但这种理论在日本不居主流，而那种不知节制和不量力而行的认识，则为日本军人奉为宝典。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如何有效地节制暴力的学问。武，止戈也，真兵家不争城池，真正会打仗的人是不轻言战争的。可惜身为东方人的日本人至今仍未领悟到这一东方智慧。

——毛泽东提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变革中具有划时代意义

由于日本在1895年和1905年对华对俄战争的胜利，上述日本单纯军事化的观念对同期亚洲，尤其是对同期中国特别是中国国民党的军事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军事思想痴迷一时并以赴日学兵为贵。

20世纪初中国有相当多的军人接受日本军事优先的思想，认为军人只是一种职业，只管打仗，至于政治，那只是政客们和政府的事。看着日本军事一路高歌猛进，当时一般人不仅不会认为日本会有什么危险，相反还以日本为榜样，这更加固化中国旧式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即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

这种单纯军事观点也严重影响着早期红军的观念。1929年，毛泽东带领的红四军官兵“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他们普遍存在着军事不受政治节制的认识。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就此复信林彪，批评说：“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为了纠正这种单纯军事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危害，12月底毛泽东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报告，会议作出决议，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明确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从此，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生命线。有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突出政治的军事思想，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

古田会议油画

比较日本在甲午海战的“胜利”和在太平洋战争中毁灭的两段历史，再看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的一系列辉煌胜利，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变革中具有划时代意义，不能不为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出的关键性贡献而赞叹。

我们在甲午战争失败中不能只看到中国人落后的一面，也要看到中国人穷则思变实现跨越式进步的一面。不然就不能解释“落后”的中国人怎么就选择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先进”的日本人却选择了在当时已经落后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军国主义制度。1913年，列宁说“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已属于前者，而日本属于后者。中国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但中国人民没有沉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尽艰苦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军队建设制度，这是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屹立不倒且获勃勃生机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