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中国特色现代化政党治理体系的建构（2）

多措并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政党治理体系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新的历史时期，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因此，适应国家现代化总体进程，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党长期执政的战略高度，强化政党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化政党治理体系的构建成为当务之急，这个建构过程也深刻诠释出中国共产党走向现代化政党、全面自我提升和科学再造的实践逻辑。

推动政党治理的多元共治化。现代化治理结构是一元向多元的交互转变，政党治理过程出于资源共享、信任依赖和交互协商，使得政党、政府、社会和个人之间形成特定的合作治理网络，共同承担起最优化的公共职责。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需要，将市场和社会纳入执政党治理的目标范畴，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建构多层级的党外党内民主协商体系，不断优化和调整党政、党社关系，畅通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治理的渠道，积极构建党、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共治的多元架构体系，从而推动政党执政由“善政”走向“善治”的根本转型。

强化政党治理的制度理性化。现代化治理过程，制度的属性、效能和理性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党治理的结构、方向和质量。因此，建构现代化政党治理体系，制度的理性化选择和制度体系建设应摆在突出位置。当前，既要改革不适应政党治理科学化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更要加快构建新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要强化按制度法律规则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法规治理政党，加快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推进和完善党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监督制度和决策制度建设，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政党治理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推进政党治理的民主透明化。现代社会的利益分化与主体的多元多样，使得政党自身已由整合型政党转向代表型政党。这种“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相互契合的执政理念，使得民本与民主、民享与民治、公开与透明、为民作主与人民当家作主等成为执政党实现社会整合和有效治理的价值考量。因此，强化党内民主，坚持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聚精会神抓好党建工作，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的规制和引导，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完善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推进党务信息公开透明，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发展，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成为超大型中国共产党实现可持续性治理的必然选择。

加快政党治理的技术现代化。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推陈出新，特别是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技术型政党治理模式和电子党务快速生成。借助现代化网络信息技术，实现公共议题的线上线下沟通协商、政党政策的辩论互动调整、党务活动的公开参与监督，能极大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政治和党务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现代化信息技术还能有效整合政党建设的信息资源，在第一时间察民情、知民意、汇民智，强化政党治理的效率性、参与性、互动性和协商性，这对改善政党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重塑政党形象、扩大和夯实政党影响力和民意基础带来全新空间。

推动政党治理的区域网络化。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既要在横向上按照统一价值规范和程序原则将社会不同阶层加以融合，又要在纵向上将治理的组织架构融入经济社会各个层面，以实现资源的优化与调配。因此，强化政党治理过程的横向与纵向的双向结合，形成跨区域、网络化、社会化的整合机制，运用对话协商、协同共建、授权代理等方法手段，搭建跨区域、网络化运行载体和制度平台，构建运转协调、紧密有效的大网络整合体系，将政党治理过程有机嵌入社会治理结构之中，并融入基层和社区各类组织和服务体系当中，有助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组织体系的持续扩展和对多元社会的有机整合。

强化政党治理的组织效能化。现代化政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得益于快捷高效的制度执行和落实能力。没有执行，再好的制度体系也只是一种摆设，政党治理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因此，以政党组织结构调整为契机，强化制度的刚性和约束力，打造富有执行力的政党组织，切实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强化时间观念和效能产出，重视基层党组织和党的基层外围组织的建设创新，着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以柔性化管理和服务再造提升政党组织化效能，在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激发改革开放新活力。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