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来明：从中国实际出发推进依法治国（3）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推进法治理论创新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1954年在主持起草宪法时，毛泽东同志确定的指导方针是“以事实为根据，不能凭空臆造”，具体条文“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1957年，他还强调“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遗憾的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法制遭到严重破坏，整个国家和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痛定思痛。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些重要论述，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践踏法制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法治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深刻阐释，对我们党重新重视和加强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指导法治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指引下，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党的十五大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党要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法制化、规范化；党的十七大提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依法治国，在总结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思想观点和科学论断，强调“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法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等等。这些重大思想观点和科学论断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必须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这个指导思想是从新的历史起点这一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键是必须贯彻好这个指导思想；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新，关键也是必须贯彻好这个指导思想。

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面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要求，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相适应，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在理论创新过程中，要把中国人民的法治实践作为思想源泉。同时要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要注重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不等于关起门来搞法治，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