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探寻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谱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诚然，文艺作为人类创造的特有审美形态，与生俱来就有着塑造人、影响人的功能。从历史来看，军事文艺始终与人民军队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水乳交融，用一部部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高高扛起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大旗，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紧密相连，深刻影响着一代代官兵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

今天，在多元化的文化生态里，如何通过艺术再现人民军队的苦难辉煌，彰显我们民族的精神脊梁？如何通过文艺的力量，让我军的优良传统和精神基因在当代影响更多人？这些都构成了军事文艺工作者应该思考的时代课题。近些年来，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把目光聚焦于红军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其作品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相信他的思考和感受能给读者诸多启示。

——编 者

一

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了、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柱。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为一名军旅作家，在近40年的创作生涯中，我始终要求并力争使自己的作品属于我们这个国家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先进文化。15年前，在动笔写作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战争》前，我不断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写这部书？读者为什么要读这部书？带着这些问题，我去见了当年志愿军第38军112师335团团长范天恩。1950年冬，在著名的松骨峰阻击战中，范天恩的团子弹耗尽，官兵用身体死死拖住美军，直至双方在美军投下的燃烧弹中烧焦。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年迈的范天恩回忆起残酷的战斗，只有一句话：“真正打起仗来，英雄是那些士兵。”士兵，战争中最普通、最重要、最大数量的人，他们成为我写作《朝鲜战争》的唯一动因。那些在极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进行了举世无双地英勇作战的志愿军士兵，每一个人都那么年轻却可以牺牲得惊天动地！今天生活在和平与幸福中的所有中国人应该记住：记住我们的民族有过如此优秀的儿女，记住我们的军队有过如此不屈的精神。他们与我们血脉相连，因为我们走在同一个民族的历史里。正是缘于此，我在写作《朝鲜战争》的过程中不断想及：如果今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面临危机，年轻人是否能像当年的志愿军官兵一样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是否能像当年的志愿军官兵一样面对世界上最惨烈的战斗英勇无畏献身祖国？

二

长征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长征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是：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敢。这些都是可以创造人间奇迹的精神。物质和精神是认识生命过程中两个互相依存但处于不同空间的要素。前者是须臾的，后者是永恒的；前者是脆弱的，后者是坚实的；前者是杂芜的，后者是纯粹的。支撑生命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小到决定一个人人格的优劣，大到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的兴衰。直到现在，我每次去长沙的时候，都要到小东门附近去看看，因为我知道一个英灵数十年来长久地守望在那里。在惨烈的湘江战役中，负责在队伍最后阻击的红34师在完成任务后陷入重围，全师官兵大部分牺牲，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国民党军士兵奉命用担架把这位红军师长抬到长沙城示众。在崎岖的田埂上，抬担架的国民党军士兵突然踩到了什么东西，脚下一滑差点跌倒。原来陈师长把自己腹部的伤口撕开，把肠子掏出来扭断了。宁死不低头的红军师长陈树湘那一年24岁。敌人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在长沙小东门的城墙上。陈师长是长沙人，参加过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他多病的母亲和瘦弱的妻子就住在那颗头颅前面那条名叫瓦屋的街上。红军师长陈树湘用这种方式回到了他的亲人身边。我们的红军前辈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为穷苦人争取自由平等的梦想，是他们所渴望的生命归宿，是他们对精神家园的固守和依归，为今天某些在纷繁多变的生活中“魂无定所”的国人提供了最宝贵的精神样本。长征是突破了国度、阶级和政治界线的人类精神的丰碑。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无论持有何种意识形态，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灭的信念。这就是我之所以写作《长征》的重要原由，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有理由读懂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