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让法治成为新的核心竞争力（2）

把“苏州音符”融入“法治交响”

新启用的苏州工业园区展示馆里，有这样两张图片：一张是苏州工业园区启动大规模建设之前，由规划专家手绘的金鸡湖畔园区鸟瞰图；另一张则是今年同一个位置上拍摄的实景照片，所有参观者都会惊讶地发现，两者高度吻合。苏州工业园区1994年创立之初，借鉴新加坡和国际先进城市规划建设经验，编制高标准的总体发展规划，并建立一系列的刚性约束机制来保证规划实施始终如一。 

一张蓝图绘了二十年，不因领导人的意志而改变，靠的是历任领导对“规划即法”的敬畏和守卫。类似这样的生动实践，在苏州还可以举出很多。“这就是苏州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底气所在。”石泰峰说，未来若干年内，苏州要构建法治建设先导区，实现依法执政能力、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公正廉洁司法水平、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法治宣传教育水平、市民法治素养、法治建设绩效处于全国先进行列，让法治真正成为在苏州各级党政机关、社会组织以及所有干部群众都遵循的根本准则。

“把‘苏州音符’融入‘法治交响’，要发挥苏州的优势。”苏州大学地方政府研究所所长沈荣华教授表示，苏州作为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具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苏州市政府具有制定规章的立法权。今年10月1日起，《苏州市生态补偿条例》，将多年来苏州生态补偿工作的实践上升为地方性法规，为生态补偿机制的规范运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全国尚属“首创”；制定颁布了《苏州市城乡规划条例》，明确规定了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协调各县级市（区）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总部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明确规定新设立或新引进总部企业的补助政策与奖励制度，产生良好的吸引与鼓励效果……苏州在发挥立法引领、推动作用方面已拥有独到经验与体会。

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蔡丽新说，苏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宣传工作要把法治建设要求和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大力培养法治文化、法治观念，让法治真正内化于苏州人的日常生活，成为这座城市的一种基本素质。

两个“清单”剑指政府“权力边界”

走进太仓沙溪镇中荷村，看到村委会门前告示栏里贴着两份清单：《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村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事项》，引来村民驻足。这两份清单厘清了“行政权力”和“自治权利”之间的界限，一些政府部门的事项，因无法律依据和市级政府以上规范性文件依据，被“清理”出村委会职责；而一些本属于村（居）委会的法定工作则得以明确，比如村民用地申请审批、农业技术推广、古村落的保护等。

2008年10月，太仓市在全国率先启动“政社互动”探索。2010年3月，该市列出“两份清单”，明确规定凡村居自治事务，放手自主管理；政府部门行政事务，不得随意下派。两份“清单”，有效解决了政府的“越位”与“缺位”问题，以及“乱作为”与“不作为”间的摇摆与纠结。目前，政府主导和社会共治结合的“政社互动”社会治理新模式已在苏州全市推开。“纵观太仓政社互动的成功实践，我们认为其关键经验在于牢牢抓住了法治核心，始终做到了改革中的与法有据，做到了政府依法行政和社会组织依法自治。”苏州市委党校副教授刘建芳说，这种划清政府行政权力与社会组织自治权利界限的做法值得借鉴。

“法治重在治官，而不是治民。必须把依法执政作为推进法治苏州建设的核心，从全市各级党委党组做起，从打造法治政府抓起。”苏州市长周乃翔说，苏州将把政府权力严格限制在法律范围内，实现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协调解决各种矛盾纠纷。

法治苏州建设的基本理路是“问题导向”。石泰峰表示，苏州将针对法治建设中制约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认真研究，切实寻求法治化解决举措，使法治建设更符合苏州实际、更反映人民期盼、更保障苏州发展。苏州的政府“权力清单”即将出台，那些不符合法律规定设定的行政审批、收费、罚款、管理等项目，一律都将取消。

法治苏州建设成效体现在“神经末梢”。“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叶兆伟说，苏州把每一起案件的审判和执行，都看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实践，确保让当事人平等地行使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平等地参与诉讼、平等地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