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大选看发达国家民主制困境（3）

结构改革方面虽然有不少的举措提出，但是似乎这支最重要的箭并未射出。70岁至74岁之间老人自己的医疗负担比率从10%增加到了20%，但是这些对于日本改善财政状况杯水车薪，据估算10年后日本的社会保障支出将达到150万亿日元，考虑到目前日本政府举债1000万亿日元，达到了GDP的两倍，比希腊更加严重，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已经不能够再拖，但是这样的改革需要触动占人口比率近三分之一的老年选民的利益，政治家们始终希望他们的接任者来做这些不讨好的事情。

人口减少，老龄化的另一个可能解决方法是增加移民，但自民党的竞选大纲中写着“在不涉及移民政策前提下，从强化劳动力角度对于外国人才在日本更加容易活跃进行环境整备。”这说明移民的选项仍然没有被认真考虑。还有人提出将2020年东京奥运会作为日本经济振兴的第四支箭，这样的思维会导致进一步的公共投资增加，基础设施扩张，但是如果经济本身的活力不够，消费者减少的情况下，为了一个奥运建设的那些场馆设施在会后就会被闲置，留下来的还有大量的政府举债。

正如日本原经济财政部长与谢野馨在受访时提及的那样“现在需要的不是资金，而是新技术，新产品，新效率。”“安倍经济学”的前面两支箭，继续大规模使用的余地已经很小，如果第三支箭不射好，一旦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加，日本的不确定性就会加大。如何向选民说明为什么要减少支出，如何减少，以及各项痛苦改革要求，从原来的利益分配向痛苦分配转变，这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必然结果，但遗憾的是日本的政治仍然处于本地化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发达民主主义的一个巨大的困境。

解决这个困境一方面当然需要有勇气的政治家，更加重要的是需要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高质量的选民。在过去经济增长时期，民众和政治家们的政策选择倾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随着经济的成熟，特别是国家为了获得更高的国际竞争力，应该采取的政策往往会让不少选民利益受损，这对于政治家来说风险很大。与其冒险，不如采取迎合或者拖延的办法，更加有“政治上安全”。这个时候就需要民众具有很强的鉴别能力，不被那些一时的短期经济民粹主义政策优惠所迷惑，而需要了解这些“好政策”是否可持续。与此同时，还需要防止政治家们把焦点从经济转向其他领域，例如外交问题。

尽管谁都知道经济是最大焦点，但又是最难和最容易引发争议的焦点，所以政治家们可能会考虑使用外交民粹主义分散关注度，由于政治家在外交问题上并不会受到其他国家民众直接的选举制裁，反过来说，外交问题几乎可以是没有成本的选举对策。对于民众来说则需要始终清楚政治家真正的大考在于经济考试，而不应轻易地把注意力从经济大考向对外问题转移。

高效的民主制需要高质的选民人群，才能真正起到积极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作用，同时高素质的选民才会倒逼政治候选人提出高质的政策方案。发达国家民主制能否在经济低增长的情况下，说服选民政治要从原有的利益分配向痛苦分配转变，同时展示将来可能的利益分配蓝图，将关系到这些国家未来发展的潜力和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