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如何看待农民的人情消费

人情消费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于人情往来的费用。“人情”既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是指一种用于社会交换的资源，是一套规范的道德义务。可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刮起了一股不大切合实际的人情消费之风，人情负担的沉重已使许多农民呻吟抱怨。时逢年关节下、农闲空隙，更加引起笔者的注意与思考。

人情往来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传统美德，直到20世纪末期，农民的人情消费也不过是亲情礼和友情礼，其名目和数额也比较传统单一，讲究的是不空就行。自新世纪以来，随着农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送情的理由也日渐增多，人情的价码更是一涨再涨。诸如少者生日、老者寿诞、入伍、盖房、开业、迁居、购置等都成了硬性的人情交换，甚至添衣佩饰也要大摆宴席，广收人情。在非仪式性情景下，求人办事、上学升迁、亲戚互访，都要送人情。时下的人情之多、数额之大、频率之繁，实让人叹为观止。

人情是一个伦理体系，其结构性维度包括理性计算、道德义务和情感联系。无止境的人情交换正体现了农民之间的长期互惠关系，循环反复的人情圈也体现出“社会人”必须履行的义务。从行为层面上看，人情交换构成一个道义经济的体系，由道德原则促使农民非自愿地陷入一个交换循环；从功能层面上看，人情交换为农民们提供了一种培养、维持和扩展其关系网的基本方式，而关系网是一种可靠的社会资源。

乡土社会本来就是一个“亲情网”，每个人会以自我为中心形成私人网络，其中包含一套社会规范和道德义务。目前农民人情负担加重的原因，宏观表现为人们的活动空间在不断拓宽，最重要的，还是随着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结合，逐渐将以村落或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网络演变为以家庭各个成员为单位的社会网络，这就像无数个圆圈随着各自的半径扩展，其相互间的重叠也不断密集。

乍一看上述这种由于人情网络的扩张带来的人情消费增长纯属正常，可问题的关键是，有些人却在人情活动中掺杂了趋利意识，即利用人情馈赠以达到获利目的，凡事以人情开道，把人情作为一种预期利益投资，这无疑会增加日常生活中的人情消费。人情交换本是一条互惠的均衡链，农民送出许多人情之后，总想找个由头再收回来，收来送去地并没有损失多少成本，可产生的“情分”价值更高。曾记得农村改革开放初期，农民久违的人情消费一时间盛行于乡间邻里，尤其是年关节下，大抵只用两个油饼或者四两饼干包成礼封，相互间历经一次次的迎来送往和一场场的盛情款待，到头来礼封依旧，甚至是物归原主，这就是农村原生态的人情消费。

任何事物总有其两面性，人情交换也不例外，它既有其正能量，也有其负效应。

有来有往的人情互惠造就了乡村社会中浓郁的人情味以及融洽的人际氛围，能够减少现代社会造成的心理焦虑和压力，维持、强化并创造人们之间的乡村社会网络，维持和谐的社会秩序，也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互惠平衡，并保持人们之间的联结，从而有利于社会结构的平衡与整合。然而，人情消费往往也会滋生出非理性的负面效应，很容易异化成行贿受贿的主要形式，造成了社会不公平。

农民进行人情消费，短期内当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而且部分人情在通过宴请等形式耗费掉了，这的确不符合经济理性。但同时，农民参与人情交换不仅能完成地方道德义务，从而也安抚了自身的虚荣心和在亲友邻里间必须要的“面子”，更重要的是能维持、修复、强化或扩大关系网络，形成他们厚积薄发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在他们需要社会支持的时候获得更多的资源。即使从经济利益上考虑，人情支出与人情预期收入也是成正比的，一般是较大的人情支出会带来较为丰厚的人情收入，以及相伴而来的较高社会声望。对于那些在人情交换中存在暂时只出不入的农民来说，自认为是打了水漂的人情消费，实际上是被投入到社会资本的培育和社会声望的争取中去了，其实是一种涉及长远利益的低风险投资。

所以，农村乡土社会的人情消费行为，并非没有理性，它涉及道德考虑、门风传承和感情因素，体现着一种追求行为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社会理性”。 （执笔：叶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