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参加者的回忆—毛泽东

会议参加者的回忆—毛泽东

摘要: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在十年内战时期产生的。……第三次是王明路线,时间最长,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这条路线是共产国际制造的,当时,王明发展了李立三的错误,在军事、政治、组织等一系列问题上,坚持错误的冒险主义,结果把南方根据地丢掉了,只好两条腿走路。一万二干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丁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

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在十年内战时期产生的。……第三次是王明路线,时间最长,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这条路线是共产国际制造的,当时,王明发展了李立三的错误,在军事、政治、组织等一系列问题上,坚持错误的冒险主义,结果把南方根据地丢掉了,只好两条腿走路。一万二干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丁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

(1961年6月21日同外宾的谈话)

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才开始批评这些错误,改变路线,领导机构才独立考虑自己的问题。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采取帮助的态度,所以我们团结了党的绝大多数。除个别的人跑到敌人那里去之外,另有个别的人死不承认错误,如王明。

(1963年4月17日同外宾的谈话)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厂,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沦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1945年6月10日在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

我们在十个年头之内—一从—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五月现在的七次大会,这十个年头之内的中央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中央主要的成分,是四中全会选举的、五中全会选举的,不是六次大会选的;六次大会选的现在只剩下四个,二十五个人里头,绝大多数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就是翻筋斗的两次会选的。我们和这样一个中央里面的这些同志一道共事;恰恰在这十年中,筋斗翻的少了一点,乱子闹的少了一点,我们的工作还算有进步。这一条经验是不是很重要的经验?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大家把这个帐挂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一一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1945年5月24日在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

为什么我们过去虽然犯了许多错误,把南方的根据地统统失掉,被迫举行一万二干五百公里的长征,但是没有被消灭掉,保存了一部分力量,继续搞革命,最后取得胜利呢?有两个方团的原因:一个是封建剥削.帝国主义剥削很厉害,这是客观原因,是经常存在的;另一个是主观原因,就是要是不克服一九三四年以前那种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把革命引向失败的教条主义的话,我们的革命早就垮台了。经过遵义会议,我们改变了错误的路线;终于我们这些人从少数变成了多数,党没有发生分裂。张国焘搞分裂,另外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当时就有了两个中央委员会,但我们终于还是克服了张国焘路线。红军原来有三十万人,经过万里长征,剩下不到三万人,不足十分之一党员最初也有三十万左右,经过长征,只剩下几万。但是,这时我们不是更弱更是更强了,因为我们取得了经验教训,我们的路线比较正确了,我们总结厂一九二七年犯右倾机会主义遭受失败的经验,也总结了一九三四年前几年间三次“左”倾路线把革命引向挫折、不得不举得万里长征的经验。挫折,失败也有好的一面,教育了我们总结历史经验,

(1963年3月6日同外宾的谈话)

在长征路上,我们开始克服乇明“左”倾路线。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开会,但未完全解决问题。抗日初期又出现了王明路线,但这次是右的。以后我们用了三年半时间进行整风运动,研究党的历史,学习两条路线,终于说服了犯过错误的同志,然后才能在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七次大会上,团结了全党。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仍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些同志大多数改好了。只有王明,虽然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但是不承认错误,他现在住在莫斯科。

(1961年6月21日同外宾的谈话)

从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已被清算,但没有彻底。凡是一个东西不搞彻底,就总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因此又出厂一些乱子。从六中全会到七大这个时期彻底地清算了。

(1945年5月24日在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

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也是一条真理。我们过去就是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五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一年的,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化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1963年9月3日同外宾的谈话)

我们得到一条经验,任何一个党的纲领或文件只能由本国党来决定,不能由外国党决定。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吃过亏,我们为什么走了二万五千里,军队由三十万人变成二万五千人,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白区的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这就是由于王明路线。一九三—年我们党的四中全会决议,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起草的,并强加于我们,这个决议也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以后我们独立自主。在长征路上,我们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从那时起,即从一九三五年一月起到一九四五年的十年中,我们进行过整风,用说服的方法把全党团结起来。我们的军队又由二万五千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万,根据地的人口有一亿。

(1964年3月23日同外宾的谈话)

我们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结合本国现实情况的。这一点,我想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你们也是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你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结果,南方的根据地全部丢失,经过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剩下不到三万人。这是不根据本国情况。机械搬用别国经验的结果。以后,我们接受了教训。从一九三五年起,开始总结经验,在抗日战争初期又认真地总结了一次经验,制定出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总路线——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路线。有了总路线还要有一整套具体政策,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成功的。具体政策要经过实践才能使我们取得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没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是不能取得真正的经验的。

(1962年9月30日同外宾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85年第1期)

责任编辑:周艳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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