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这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⑹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后来成为真正右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至于林育南⑺、李求实⑻、何孟雄⑼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接着,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其错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情况下,也得到了很多的胜利和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

责任编辑:周艳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0

精选专题

领航新时代

精选文章

精选视频

精选图片

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宣讲家”或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宣讲家微信公众平台
您也可以通过点击图标来访问官方微博或下载手机客户端:
微博
微博
客户端
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