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让“升米公事”清风常在

袁宏道，明万历年间人，曾被任命为吴县知县。该县物产颇丰，却拖欠了朝廷70万税赋。袁履新后，没有立即催收欠款，而是开始大张旗鼓整肃吏治。当时，县衙里三四个人挤一个胥吏岗位，没有薪俸就鱼肉百姓。袁宏道只将少数精干者入编领薪，其余混混卷铺盖走人。袁宏道又发告示鼓励百姓举报超额征税的猾吏，将舞弊贪腐的“小鬼”们绳之以法，非法所得抵充受害人的欠税，“清额外之征凡巨万，吴民大悦”。

先前，猾吏们办事无不故意拖沓，到县衙等待决断的人只好滞留县城，来者自身要吃住，请胥吏通融要打点，附近酒家客栈的生意奇好。袁宏道处理公务快速公允，办事之人至多在城里吃一餐饭，事情就办好了，百姓称这为“升米公事”，附近酒家的生意随之日渐萧条。然而，过了两年，袁宏道因病去职后，那些被清走的冗胥猾吏们又通过关系混了回来，“青天处处横珰虎”，简政善政的“升米公事”就这么夭折了。

一时一地的“升米公事”，改变不了其他地方斗米、石米或车盐、船盐的旷日公事，更改变不了白米（白银）和黄米（黄金）的厚黑公事。在那个时代，袁宏道等“良吏”的作为终究难有大范围长时间的净化效应，令人嗟叹。

视线拉回今天，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上上下下狠刹“四风”，对违反“八项规定”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老虎苍蝇一起打。高压态势之下，新政新风迎面而来。先前的“升米公事”，无论规模还是质量都无以与之相比。然而，还有没有地方涛声依旧？仍在上演一些昨天的故事？不容过早乐观。就以胥吏而言，反“四风”持续经年，仍有公务人员上班打瞌睡、玩游戏，值班干部醉酒打呼噜。仍有百姓为盖上一个公章或投诉一堆垃圾而奔走十天半个月没结果。门好进些了、脸好看些了，但事情还是难办，似乎成了一种新的流行病。固然，涉事人员不再是旧时吴县的那些冗胥猾吏，但难说这种病态中没有类似顽固的病毒基因。

再以县市而言，大家都在抓作风，但其实效和细节却千差万别，大大小小的空隙很多。一些地方作风建设少了些严肃性、持久性、坚定性，掺进些应景性、表演性、选择性，碰上群众批评或网友责问，则答曰“作风建设在路上”。呜呼，这个“在路上”，如是已经取得积极成效后的继续深入，那是我党我民之福；如是一种松懈、放任或不察后的搪塞与借口，就与党心民心背道而驰了。倘若这样为官不为的状态持续下去、蔓延开来，“升米公事”式的新政新风就会被侵蚀，最后延误成斗米、石米公事，说不定还会酿成群体性的“堵米”、“抢米”公事。

二月河先生曾以“蛟龙愤怒，鱼鳖惊慌，春雷一击，震撼四野”来形容政治新常态。事实证明，时间虽在推移，但正风肃纪、激浊扬清的势头不能减，猛药去疴、严厉惩处的尺度不能松。只有以零容忍态度，让那些麻木不仁、我行我素者吃到苦果，“升米公事”的清风才会劲吹、才能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