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顾准这样的思想家（4）

时代发展到今天，顾准所深恶痛绝的东方专制主义和它的经济基础正在走向土崩瓦解，涤荡历史上积淀起来的污泥浊水、实现民族腾飞的条件已经具备，15年来的改革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旧体制和旧文化像一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们的代表者仍然步步为营、负隅顽抗。其中有些人借用“宏扬民族文化”的招牌为专制主义招魂。在转轨过程中，也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干着掠夺大众的勾当。在这种时刻，我想我们知识界尤其需要发扬顾准那样立志为世界人民服务而不屈从于任何政治权威的精神，为大众的利益、为推进改革而奔走呼号。

最后，我还想讲一讲个人主义的问题。现在似乎有一种误解，以为既然旧体制下当权者往往用所谓的“整体利益”压制平民百姓的发展个性和增进物质福利的要求，我们今天就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一切以个人利益为依归，把利已主义的世界观作为改革的精神武器，把承认人的价值化为对金钱价值的顶礼膜拜。在某些错误观念的误导下，鄙薄崇高，崇尚卑鄙成为一种时尚。以损人利已为荣，以不择手段地敛财致富为务，对社会正义和公共道德弃若蔽履，把靠掠夺公共财富起家的暴发户看作改革者的典范，把厚颜无耻地倡言市侩哲学与思想解放等量齐观，把正当的经商牟利同弄权“寻租”混为一谈。“人不为已，天诛地灭”成了人生的第一要义，利已主义被说成是时代的思想旗帜。

的确，顾准也说过，有一种个人主义曾经是历史上积极进步的因素。不过，顾准所认同的，并不是任何一种个人主义，而是“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宗教战争或异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可以不要，航海却不可不去的冒险精神；像近代资本主义先锋的清教徒那样，把赚钱、节约、积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最后，像马克思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帜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的那种个人主义。”顾准曾经自陈，他“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尤其倾心于这种文明的先驱——希腊城邦文明。然而他却为希腊世界由于个人主义膨胀而造成的种种败德行为而黯然神伤。

他说，“我写《希腊城邦制度》本来是有感于希腊在那种小邦林立，相互竞争中，个人创造性发挥到顶点，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所以要写，是想歌颂它。可是写着写着，对于林立的小邦相互之间的自相残杀，甚至不惜勾引希腊文明历来的大敌波斯……对这种不顾大体实在受不了，不知道该歌颂不，有点迷惘了。”这种迷惘甚至使《希腊城邦制度》的写作一度“卡壳”。可见顾准对个人主义绝不是全称肯定，而是有批判、有选择的。人民大众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处境的要求显然无可指责。但是，争取更多的物质消费并不是人性的全部。特别是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当有更高的追求。鲁迅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应当说，顾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高耸入云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的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们都不一定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然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在“为世界人民服务”的宏伟事业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就是对顾准的最好纪念。

（本文是吴敬琏先生1995年3月1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纪念顾准8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原题为《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纪念顾准诞辰8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