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顾准这样的思想家（3）

人们也许以为，顾准之所以能够这样无所顾忌地探求真理，是因为他在经历了种种人世沧桑之后，已经变得超然物外，对于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无动于心。我想，这个判断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顾准从来认为，“力求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上寻求自己灵魂的安宁”，“不是禄蠹，就去出家”，或者“愤世嫉俗，只好自称老衲”，都不足为训。顾准精神是入世的。正像他自己所说，他的宗旨在于“为人类服务”。为了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他立志做一个“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顾准的确实现了这一诺言，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掷地有声的篇章，至死方休。

我从同顾准的交往中亲身感受到，他的严肃冷静的科学精神、刚正不阿的处世态度、艰苦勤奋的工作作风，无一不是由对人民的热爱所孕育和支撑的。于是构成了他的貌似截然相反，实际上同出一源的性格特征：

一方面，顾准是一位顶天立地、威武不能屈的硬汉子。例如，在明港时，不断有外调人员武斗逼供，要顾准作伪证诬陷一位与他有过个人嫌隙的老同志，虽然饱受皮肉之苦，他仍然严辞拒绝这种无理要求。事后顾准对我讲述他的遭遇时，谈笑自若，丝毫不以为意。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但在另一方面，他对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气氛裹挟下揭发过他的“罪行”的老同事和被迫同他“划清界线”的亲友子女，却总是怀着体谅的态度，或者从社会原因来为他们作辩解。

例如在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由于他的妹妹和妹婿（当时任公安部代部长）的阻止，顾准不能和年近九十高龄的妈妈相见。当时大家对他的妹妹和妹婿这种不近情理的做法十分不满。顾准却说，他完全可以理解妹妹一家，因为他们只是一部巨大镇压机器的一个零件，身不由已，何况他们（妹妹和妹婿）全家“也是坐在火山上的呀！”

有一位他的老朋友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曾经用荒诞牵强的推理“揭发”顾准在30年代就是执行“右倾投降路线”的“内奸”，使他百口难辩。很久以后，随着周扬的解脱，顾准的“内奸”问题才告解决。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顾准对于他的这位老朋友却多方照顾。考虑到这位老朋友的凄苦处境，逢年过节总是备下酒菜，约他共餐对酌。我当时很不以为然。顾准却说：你真是不懂得世事。他的这种古怪的个性和奇特的思想方法，完全是由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逼供信的“审干”做法造成的。这套制度毁掉了他的一生。这种悲惨的人生遭遇，造成了他的古怪脾性，我们应当同情才对，怎么可以苛责呢。

顾准嫉恶如仇。对于荀况、韩非为专制统治者钳制舆论献策的言论，虽然事隔几千年，仍然严词指斥，愤恨之情溢于言表。面对某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左”派理论家、政治家，他义正辞言地宣言：“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今天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可是另一方面，他对于人民的苦难，满怀同情，感同身受，甚至在看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的《双城记》的时候，也伤心落泪，边读边哭。在看到别人被强加上莫须有的政治罪名，他会不顾自己的“反革命”身份站出来打抱不平。在议论给老干部落实政策时，他想到了“农村里冬天无鞋的孩子们”。他在受到政治上的迫害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维护自己，而是使他的子女少受一点牵连。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子女受到“左”的思想的毒害和为形势所迫，同他断绝往来，“划清界线”。顾准对这一点深感痛心。然而他还是处处为他们着想，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最珍惜、准备以生命来捍卫的东西。在他的病已经宣告不治的时候，经济所“连队”的领导考虑给他“摘去右派帽子”，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顾准在一份文字报告中作出“承认错误”的表示。这是顾准所万万不能接受的。但他最后还是签了字。签字时顾准哭了。他对我说，在认错书上签字，对他来说是一个奇耻大辱，但他要这样做，因为这也许能够多少改善一点子女们的处境。事事首先为别人着想，已经成为顾准的天性。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打开行军床休息”。那是顾准临终的一天，由于癌肿对气管的压迫，他早已说不出话，当时他的病情更是已经进入了危急状态，一呼一吸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到了晚上大约11点钟的时候，他看到我还在床边，便挣扎着用手势，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要我休息。只过了大约一个钟头，他就停止了呼吸！

我想，一个人只有有这样伟大的人格，只有有这样的对民族、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为人类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进行只有后代学人才能认识其价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远湮没无闻的历史探索。他的学术成就，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例如，他写作《希腊城邦制度》，就完全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早在干校的时候，为探索为什么播下了革命理想主义的种子却得到了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结果的问题，顾准追溯文化史和法权史的根源。为了解答在这种探索中遇到的东西民族的历史殊途是怎样开端、怎样形成的问题，他真是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时，顾准曾反复和我讨论希腊城邦制度的起源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假说，又一个一个地推翻，最后才形成了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为此，顾准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在有限的书籍中摘取有用的材料，细心地把它们连缀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回到北京以后，他拖着低烧咯血的病躯，废寝忘食，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查阅了大量书籍，闭馆以后回到学部大院的集体宿舍再夜以继日地写作，终于写出了这部连西欧史专家也对它的科学价值赞叹不已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