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论思想建党（5）

第三，这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双刃剑效应密切相关。市场经济是配置产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手段、方法。这种手段、方法的本质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它本身无所谓姓资姓社，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服务；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服务。我国之所以采取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就在于它相比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能有效地解放生产力和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但是，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是把双刃剑，也有唯利是图的消极作用。我们党之所以要在市场经济的前面冠以“社会主义”四个字（这四个字不是虚词而是实指，即起“紧箍咒”作用），是为了让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发挥其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作用，限制它危害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的消极作用。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既然是把双刃剑，不可否认的是，不正当的商品交换原则会渗透到党内来。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缠绕着党员、干部，“温水煮青蛙”现象就会产生，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被“请君入瓮”。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开弓没有回头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体制。为了抵制渗透到党内的不正当商品交换原则，我们党就必须长期坚持思想建党这个法宝。

第四，这与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会不断新陈代谢、更迭流长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是个已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党，但是它的队伍会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更新。目前，党的主体成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生代，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主要是“50后”、“60后”。就此而言，我们党又是充满青春活力的新党。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就要不断对加入进来的新成员进行思想建党的洗礼。何况中国共产党又是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的大党，今后还会继续发展壮大。尽管会不断提高入党门坎，严格党员标准，但入党后的成员情况会发生变化，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上的消极负面的东西会在党内产生影响，破坏党的肌体，乃至危害党的先进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永葆先进性，就必须使思想建党成为“铁打营盘”的优良传统，这样才能管住“流水的兵”。因此，思想建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四、思想建党，必须伴随制度治党

当然，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两者一柔一刚，是一车二轮，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一轮硬一轮软不行，一轮着力一轮不着力也不行，两者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思想建党，必须伴随制度治党，既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

制度治党需要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在于务实管用。反思过去制度治党的不足，主要有：一是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宏观性约束制度；二是某些已制定的制度不健全、没成套，过于原则粗线条，漏洞大且多；三是缺乏严格的监督检查和刚性执行力，缺乏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往往在节点上抓一阵子，带有应付性，无法真正解决问题。为了落实思想建党，必须狠抓、实抓制度治党，只有这两者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才能强筋硬骨。

制度治党，特别是要抓带有根本性、管全局的宏观约束制度。目前推行纪委机关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就具有权力制衡性质。其实，还可以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党内的既要权力集中又要使集中的权力得到有效制约和制衡的这类制度。只有这样的宏观制衡制度建立起来了、健全和完善起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就会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既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也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就有了更加牢固的根基。

阅读提示

●十八大以来所揭露的严重贪腐现象，不能不发人深省。其原因何在？从党自身来说，最根本的是屡屡强调的思想建党没能落到实处；从那些贪腐的党员个人来说，思想蜕化变质了，经不起权钱色等的诱惑。犯错误变质的虽然是少数人，但严重伤害整个党和国家的形象。怎么解决？就治本而言，还是要抓思想建党、制度治党，从根本上祛邪扶正。

●“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是对共产党人应当具有的特殊品格——先进性、高尚性和优秀性的形象概括。但是近些年来，这句很能说明正能量的话语却遭到一些人的吐槽。为什么这样的吐槽会流传开来？不能不说，这与近些年一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脱离群众的作风问题、特权问题和贪腐问题有密切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必须加强思想建党，并且要抓铁有痕地加强思想建党，以重塑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有一种看法认为：世界已进入政党政治时代，执政党治国理政有共同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何必固守革命战争年代的陈旧思维定势呢？这种思想建党“过时论”，已成为一种具有很大市场的隐性思想倾向，成为深入持久地进行思想建党的一个主要障碍。思想建党是否已成为历史，而不适应现时代需要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两者一柔一刚，是一车二轮，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一轮硬一轮软不行，一轮着力一轮不着力也不行，两者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

学者小传

石仲泉：1938年5月出生，湖北人，中共党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长期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和党史的研究，曾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等工作，直接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著有《我观毛泽东》、《我观邓小平》、《我观周恩来》、《我观党史》、《长征行》等；合著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新论大纲》等；主编的著作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