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自律、他律与法律

大法家韩非有一句话：治国“不恃人之为己善也”，而在于“其不敢为非”。 “为己善”当然是自力，“不敢为非”当然是他力在起作用。所以法家是彻头彻尾的他力（可称为“他律”）主义。儒家基本上是自力（可称为“自律”）主义，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后来的文化基本上反映了自力主义的倾向。

比如，成语群中，反映一个人靠自力为善的有：悔过自新、改过自新、忏悔自新、翻然悔悟、痛改前非、洗心革面、改邪归正、弃恶从善、改过不嫌迟，这是整个意识形态的期冀，是主流；反映某些人自力不足而不能为善的有：屡教不改、怙恶不悛、毫不悔改、贼性难改，这是特例，属于非主流；而掌权者对有过恶者的宽宏、但有把握其能够靠自力自新（不排除其不处罚就是一种他力）的有：既往不咎、犯而不校、不念旧恶。

在制度设计上，占主流的思想是“自新”。以自新为考虑基点从而影响了法律改废的，是汉初的缇萦。她在给文帝的上书中说：“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文帝诏书赞成这种观点，曰：“今刑者，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或欲改行为善，其道无由。”为此下了废肉刑诏书。汉缇萦与文帝废肉刑——刑罚手段给人提供自新之道。其实，自新思想更支撑了古代法律的许多具体制度，其要者一为自首，二为赦宥。

自首问题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人的特别的过错或罪过观念，与西方人不同。 《左传·宣公二年》云：“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后来的法典也遵循了这一逻辑。《唐律疏议·名例》犯罪未发自首条疏：“过而不改，斯成过矣。今能改过，来首其罪，皆合得原。”只是对“其事已彰，虽欲自新”，方“不得成首”。又，盗诈取人财物首露条：盗诈取人财物“而能悔过，于财主首露，与经官司首同”。此外，“余赃应坐之属，悔过还主者”，也“听减本罪三等坐之”。从“虽欲自新，不得成首”这句话看，自首就是自新，或者至少可以说自首是自新的起点；从“今能改过，来首其罪”，“而能悔过”，“悔过还主者”等看，“改过”、“悔过”是自新的内容。中国这一文化精神，不断地体现在法律上，就是讲自新——从恶返善。《元典章》卷四八刑部十《取受出首体例》云：“令自首者，缘（原）其罪，盖念人之犯法，或能追悔。苟不开以自新之途，恐有意於迁善者，无从改过，故设为此科，以诱掖之。”中心是企求罪过的反省。

顺着这个思想逻辑，形成了以“罪以功除” 为核心的成语群，即强调“将功赎罪”、“将功折罪”，中国人在自己的思想中又楔入了功罪可以相抵的意识。这一方面固然有功利或事功的考虑，更重要的则是对自新价值的先在前提肯认的结果。其根源在于这样一个价值判断：“改过”即是“善”。而“善”又是一个道德判断。一旦进入道德判断，事情也就无不可了。因而，价值观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自新也是支持赦宥制度的经常的、主要的理由。西汉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诏曰：“乃者天灾降于祖庙，有星孛于东井，其大赦天下，咸得自新。” 西晋泰始四年，诏：今“律令既就，颁之天下，将以简法务本，惠育海内，宜宽有罪，使得自新，其大赦天下。” 后周明帝三年夏，诏：“比屡有纠发官司赦前事。此虽意在疾恶，但先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问，自新何由哉？如此之徒，有司勿为推究。” 是自新为赦免的目标。

但反对赦免的理由，也是以能否自新改过为转移。《通典·刑法七赦宥》载：贞观二年七月，唐太宗对侍臣曰：“我有天下以来，不甚放赦。数赦则愚人常冀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当须慎赦。”这自然形成了一个怪圈。希冀自新与是否真正能够改过自新，构成了一对矛盾。

一般认为，自新只能基于性善论。因为自新承认自力主义，强调自我反省，与性恶论不同。对人的自我反省能力的肯认，是积极的、健康的。人还是人，人是主体。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文精神蕴涵着对人——主体自我的肯认。但性恶论对自首制度也有贡献。法家理论指导下，秦律也有“自出”、“自告”制度。这是基于不自首会比自首得到严厉惩罚的利害计算，而建立起来的鼓励自首的体制设计，靠“先自告，除其罪”而利诱之。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似应说“性恶论”下的自首制度是更符合人性或更人情化的设计，至于其是否能够“自”新，倒不必像古来的主流意识形态那样太看重。

（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