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4)

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4)

核心提示: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

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

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

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记者 王斯敏)

责任编辑:郭安琪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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