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2）

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新问题

改革开放走到现在30多年，宏观经济失衡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98年，绝大部分时间，中国宏观经济总量失衡的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短缺经济，盖房子、修桥梁搞建设要排队，等着计划逐年安排，居民消费买商品要排队，因为供不应求。这种情况下中国宏观经济要防止的最主要矛盾是什么，是防止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整个社会对于通货膨胀预期值或者担心程度非常高，稍有风吹草动老百姓就去抢购。改革开放到现在37年，发生了几次大抢购，都是发生在1998年之前。虽然每一次抢购具体原因不同，但是根本原因就一个，就是那是一个短缺年代。在那个阶段中国宏观政策长期紧缩。

第二个阶段是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10月，宏观经济失衡主要威胁是需求疲软，尤其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有出口支持还可以得到缓解，但是恰恰在这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先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这样使得出口受到严重挫折，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金融危机，出口受挫交织在一起，主要问题是需求疲软，带来经济增长乏力，因此市场萧条，经济不景气，失业率攀升。这迫使我们1998年采取扩张性政策，一改过去长期紧缩态势，开始采取扩大内需刺激政策。

从2010年10月以来到现在，中国经济进入第三个阶段，我们用一句话概括，叫做既有通货膨胀的巨大威胁，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风险，我们叫做双重风险并存。这两个问题同时发生，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所要求的宏观政策在方向上恰恰是相反。你要解决通胀就需要你采取紧缩政策，把流通货币控制住，可一旦紧缩意味着经济不景气，意味着失业上升。你要遏制经济下行，要保就业、稳增长，就得搞扩张，要刺激需求，活跃市场，你一搞扩张在刺激需求的同时通货膨胀压力就会增大，麻烦就在这里。西方发达国家上个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滞胀，我们没有用滞胀这个词，我们用双重风险的表述，但是实际内容是一回事。

这就是新阶段新常态下经济遇到的新失衡。我们这次面临的通货膨胀跟过去相比有三大特点。总体看我们通胀水平不高，CPI已经连续三年在3%以下，物价水平低，为什么宏观政策长期还要坚持反通胀作为首要目标，原因是什么？就是这次通胀，不要看显示出来的水平不高，可构成通货膨胀的动力、压力不一样。一是目前承受的通胀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前一个时期反金融危机政策在买单。前一段政策为了反金融危机，投入大量金钱刺激经济，应对危机，现在存量恐怕已经很大了。这些钱出去以后早晚会传导下去，这个钱传导到物价的时间拉长了，但是不管怎么拉长，这个钱出去了，它今天没有转起来，一旦经济开始复苏这个钱开始转了，钱一旦转起来首先开始冲击物价。二是现在通胀中超过50%的部分来自需求上升，将近50%是成本推动。中国现在通胀进入了一个非典型需求拉升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时代。三是中国这次通胀压力的重要原因是国际收支失衡导致。

我们再来看消费需求，有13亿多人的消费应该问题不大。我们现在担心什么，主要担心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前面给大家讲过，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差距增大不仅影响平等，更是影响增长。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态度

宏观政策一个是财政另一个是货币。现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再讲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是积极的，也就是扩张的，刺激需求，首要目标是保增长，货币政策是稳健也就是从紧的，所以目前中国宏观政策两大手段是目标不同、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这种组合政策最大局限性是什么，财政要扩张，要保增长，稳就业，银行不放款；银行要收紧，反通胀，财政不支持，就会出现这种新局面。为什么我们要采取这种政策，而不采取统一的，比如双松或者双紧？双松意味着全面扩张，双紧意味着全面紧缩。现在是双重风险并存，既有通胀压力又有经济下行威胁，你要采取双松，全面扩张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是加快通胀；你要采取收紧，全面紧缩有利于遏制通胀，但是加剧经济下行。怎么办？我们只能兼顾。在宏观政策有效性和宏观政策风险性这二者之间，宁愿降低一些有效性也要首先确保宏观政策风险性可控，不能因为宏观决策一旦失误导致国民经济大起大落。

宏观调控目标，一个经济增长率，一个失业率，还有一个国际收支平衡。增长率一旦确定，其他数据基本上就定了。中国经济失衡，主要是结构性的，经济增长为什么下行，内需疲软。内需疲软，一个在投资一个在消费。投资为什么疲软，主要问题是什么？产业结构升不了级，有钱投不出去。消费需求为什么疲软？是国民经济分配不合理。再是一系列成本问题，进口不合理，都涨价，国际收支不合理，这一系列因素构成了这一轮通胀压力和特点，构成了治理难度，所以中国目前经济下行看起来是宏观经济总量的问题，实际上是结构问题。你不解决这一系列结构问题，你要缓解继续下行，你要遏制通货膨胀，那不可能。所以十八大报告讲，努力转变发展方式。主攻方向就是结构升级，通过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结构转变，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国际收支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要素的投入产出结构等等。发展方式转变导致结构变化，结构变化靠效率改善，这是最根本的。效率改善靠什么，靠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最核心的一个是经济制度，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经济上要公平，要竞争，要有活力。另外一方面就是法律制度，法制社会，要保证公平，保证规范。法律制度如果保证不了公平，就意味着权力不受约束。权力不受约束，就意味着权钱交易严重，就是腐败，腐败破坏公正，更要紧的是从根本上瓦解效益。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发展滞后。制度创新慢，市场化不够，意味着资源配置更多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靠政府决定，是掌握在政府官员手里，这是市场化不够的结果。同时法制化不够，法制化不够意味着法律制度、民主法制建设滞后，政府官员手里掌握着巨大权力却不受民主监督和法制约束。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制度改革滞后，市场化不够深入，资源大部分不经过市场配置，越是稀缺资源越不是市场配置，而是政府官员掌握的权力在配置。企业要想获得资源、获得土地，就不能通过公平市场竞争获得。如果因为市场失灵，权力不在市场而在政府官员手里，集权很大，又没有约束，整天面对着诱惑，你能不能经得住考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接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集中讨论依法治国，就是明确表明，竞争要有秩序，政府的公共权力要守法，要有法制约束。只有在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这两方面创新，才能使我们国家科学技术创新真正调动起来，这样来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推动我们结构转变，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均衡增长，推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