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低碳经济学（2）

问题之二：制度与政策因素对中国碳排放趋势的影响

如何考虑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未来的趋势性变化，是有关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何时达到峰值，以及达到峰值时的绝对水平是多少。如果把这个问题弄清了，一个大致的碳排放轨迹就可以勾画出来了。尽管在理论上有关于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曲线），但现实中探究一国究竟什么时候达到排放峰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涉及客观因素，即根据各种客观因素变化趋势预测二氧化碳排放的未来变化，这正是目前大多数研究所做的；而且涉及主观因素，即根据我们的主观愿望进行相关制度设计、采取政策措施，以促使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未来变化符合我们希望的目标。中国碳排放峰值设定，必须包含上述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的因素，仅仅从客观层面的因素来考虑显然是不够的，也不能真正预判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未来变化。

因此，从理论上看，要完整和准确地判断一国未来的二氧化碳排放趋势，就不仅要考虑客观物质层面各种因素的变化，也要考虑主观制度设计和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因素，如能耗强度和碳强度指标考核体系、低碳产业政策、低碳科技政策、碳税、碳交易等一系列有关低碳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安排和举措。如果将客观和主观的因素同时纳入碳排放峰值理论的考量，那么，达到峰值时间和峰值水平的预测范围将变得更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碳排放峰值所作的预测结果，很多是基于已有假设对未来趋势所作的一种意向性判断，远非未来真正发生状况的一种精确性判断。当然，预测的好坏在理论上是有标准的，一种好的碳排放峰值预测或者设定，一方面能够适应客观因素，在客观条件的允许范围内；另一方面也能够适应主观因素，在制度设计与政策措施能够达到的范围内。这样的预测和设定才会对国家政策措施的制定具有科学指导价值。

在中国政府看来，设定在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目标是合适的。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宣布了这个目标，即“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这样，目前再纠结于峰值的客观因素的探讨已失去意义，而应关注并深入探讨主观因素的治理机制以及可能的实际效果。应当认识到，制度与政策方面的工作将更加复杂，比如，如何在体制机制方面推动更为实质性的改革（电力、能源资源价格、财税体制改革等）以推动峰值早日到来。现有研究对制度与政策问题关注不够，而这应成为中国低碳经济学着重探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