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中等收入陷阱”

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性因素不是人均收入，而是综合国力特别是生产力和科技创新力。 CFP

缘起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指的是新兴经济体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后，快速发展积累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经济长期徘徊停滞而无法进入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2010年达到4240美元，2014年接近8000美元，已处于由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过渡的阶段。据此，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矛盾和挑战，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目前，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学界和社会上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有鉴于此，有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得出科学的认识。

第一，应当看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最新分类标准，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在1045至12746美元之间的国家都属中等收入国家。（每年世界银行都根据前一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来修订世界经济体的分类。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分类的标准也在不断提高。）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高收入国家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目前世界上高收入国家有75个（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或等于12746美元），中等收入国家有105个，低收入国家有34个。而在1996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被定义为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数量为45个（1994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或等于8956美元），2001年增至50个（1999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或等于9266美元），2005年为55个（2003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或等于9386美元）。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被作为“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一些国家，如亚马来西亚、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等，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人均收入接近或超过了一万美元，正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相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一些发达国家，却出现了失业率不断攀升、经济持续低迷、贫富分化加剧的所谓新常态，落入了所谓“高收入陷阱”。由此可见，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普遍事实和一般规律。

第二，应当看到，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也是具体历史的，与所谓的中等收入其实并无直接的必然联系，人均收入这一概念只具有统计学的意义，而不反映任何经济规律。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比如，以现价美元计算，美国人均收入处于3000美元时，是19世纪80年代末，阿根廷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中国则是在2008年。情况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语。在当今世界，处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有100多个，它们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经济体制、资源禀赋和文化传统千差万别，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很难用一个空泛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加以解释，否则就会抹杀了矛盾的特殊性，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

第三，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是一个具有广袤土地、众多人口、悠久传统并处于发展和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正经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度融合、同步发展，以及市场化、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几重重大历史变革的汇集交织，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特殊性世所罕见，所具有的历史优势、大国优势和制度优势，也非其他国家可以比肩。因此，把现阶段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如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相提并论，都列为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对象，虽然对我们有警示作用，但却似猫虎相比，没有意义，无助于我们正确廓清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第四，透过现象看本质，因此，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性因素不是人均收入，而是生产能力特别是科技创新力；决定国民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不是收入的平均水平，而是收入的合理分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病症，如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就业困难、创新力缺乏、金融体系脆弱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落后，国家能力孱弱，而与中等收入无关。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在国际关系中获得了统治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而落后国家则变成了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样就形成了发达与不发达或中心与外围相分割相对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除少数国家之外（如日本、韩国），绝大多数国家长期锁定于不发达状态，未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这种不发达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