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治理的六大新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需求结构、社会心态、社会问题出现了新的特点。面对社会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改革创新，以新的理念、新的方式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要求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社会治理的新特点正逐步形成。

更加重视权利保护

人民群众享有公共服务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公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的职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在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发展新举措，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当前，我国大量的社会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且绝大多数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是利益矛盾引起的。利益矛盾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利益得不到满足，例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二是利益差距扩大，分配不公。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民生权利既要坚持发展，又要坚持改革，努力做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在发展和改革中促进基本民生权利的保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人民内部和社会一般意义上说，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这就要求，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从源头上防止和减少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产生，而不是等矛盾和问题出现之后再去当“消防队员”和“救火队长”；另一方面，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解决的机制，及时妥善处置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依法维护好、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更加重视依法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高度重视法治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同样，社会治理创新也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中促进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新的部署，要求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法治政府建设速度将会进一步提高，普法教育和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将会进一步加强。一方面，更加强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严守法治底线，坚决纠正“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不出事就是本事”的错误做法；另一方面，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依照法律、按照程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013年以来，为了保障信访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国家对信访制度进行了改革，鼓励群众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互联网“多上网、少上访”，引导和规范群众逐级走访，坚持就近、依法、及时表达诉求，坚持诉访分离，改革和完善信访考核办法等，推动信访工作步入法治化轨道。

更加重视基层治理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中，我国社会的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城乡社区已经取代传统的“单位制”和“人民公社”，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社区进行考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在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指出，“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近年来，各地对基层社会治理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是，总体来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还不能够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基层群众生产生活诸多难题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大量存在，各种矛盾和纠纷不能及时得到有效解决。基层治理体制存在“头重脚轻”现象，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在上面，而工作却要基层干，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事权和能力的不匹配、权责不对称，社区承担了过多不该干、干不了、也干不好的工作。这表明在社区治理中，一是社区定位不够准确。社区的本质是“共同体”，即人们在一个共同地域范围内经常交流互动，是共同的利益和兴趣爱好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小社会”。但是，现有社区居委会体制把几个很少有联系和交往的小区和单位划定为社区，不仅治理范围过大，而且内部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形成真正的“社区”。二是社区自治没有能够有效开展。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不强，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不高、渠道不畅，社区治理人才匮乏。除此之外，社区治理中还存在“重区轻社”、对不同类型社区采取“一刀切”等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人才队伍、资源保障、工作方法等问题得到重视，社区居民自治将会深入推进，政社良性互动成为基层治理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