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与发展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实现了快速发展。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由此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进程，迎来了社会学发展的春天。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学界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

30多年前，社会学的恢复重建是从学习国外知识开始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当年指出的：“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所以，恢复重建之初的社会学学科与其他一些学科一样都是“舶来品”，是拿来主义，引入了西方社会学的一些理论、方法和概念体系。诸如社会化、社会互动、社会角色、社会分层、社会网络，当年听起来都很新鲜，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极大兴趣。然而，经过探索与验证，我们逐渐发现，社会学的概念、理论是对社会现象、社会行为、社会生活的总结概括，因此，以我国社会生活为基础，提炼出解读与指导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概念、理论、方法，才是中国社会学界最重要的任务。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30多年来，中国社会学界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探索社会学的本土化。

比较我国的实证“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可以发现，社会学本土化特征最为突出，这显然与老一代社会学家在恢复重建时的引领作用密切相关。老一代社会学家历来重视本土化，比如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著作都是社会学本土化的经典之作。由此可以看出学科建设中领军人物的重要性。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发展比较顺利，费孝通、雷洁琼等领军学者的贡献功不可没。

中国社会学强调本土化，与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密不可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促使社会学者必须应对丛生的社会问题。在农村，人民公社解体，新的社会组织生成，产业与职业结构巨变，数以亿计的农民外出务工，新型农村社区迅猛发展；在城市，单位体制、就业体制、住房体制、医疗体制、养老体制全方位变革。超过13亿人口的超巨型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面对诸多现实问题，中国社会学开拓了众多新的研究领域，在探索理论解释与社会对策中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特征。

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特征，还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在我国被称作“文科”的所有学科中，社会学是最重视社会调查研究的。社会调查研究的定性、定量研究方法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学习社会学的学生必须完成实地调研。社会学的论文绝大部分都是在实地调研（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的，如果仅仅凭借文献分析，很难拿到社会学学位。正是在大量一手数据、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学的本土化特征。

30多年来，中国社会学家的调查研究大大促进了社会调查研究理论与方法建设。我国社会的特点是人口规模巨大、疆域辽阔，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差异较大，社会各个群体构成极其复杂。这给社会调查研究提出了巨大难题。同时，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大规模人口流动成为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农民工长距离迁徙。在比较稳定的社会中，调查研究的抽样框架也大体稳定；而在我国这样人口超常流动的情况下，每一次制定抽样框架都是难题。所以，中国社会学界探索了多种调查方法，探索怎样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有代表性的样本。近来，网络大数据成为新事物。社会学家正在思考如何改革费时费力的传统调查方法，如何从记录人们行为轨迹的大数据中探索社会关系、社会互动。创新社会分析方法，也是社会学面临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