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老人白布佳：人生在世要知道珍惜

延安，被他放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他，在延安参军，在延安抗日，在延安有了新的名字，在延安学会了俄语……是延安，改变了他的人生。

他今年92岁，身份证上的名字叫白布佳，他也会用这个名字做自我介绍。去延安之前，他的名字是裴普甲。

“我可不是什么抗日英雄，我们家惟一的英雄就是我叔，他叫裴健堂。”老人说着，伸出左手，在饭桌上比划着，“健，应该是健康的健，堂，堂是……”老人的手残缺不全，那是战争留给他的印记。

叔叔牺牲时，裴普甲还只是个娃娃，记不得叔叔的名字到底是哪两个字。但叔叔的英雄事迹反复被父辈提起，深深刻在裴普甲的心里。

叔叔是村里第一位共产党员。“他是黄埔军校四期的学生。”老人说，“叔叔读完书就参加了革命，是在北伐战争中牺牲的。据说死的地方距离长沙很近。”老人的声音很低……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叔叔的家书是和他牺牲的消息一起到达家里的。用毛笔写就的家书，笔迹飞扬，信中有对小普甲的鼓励。叔叔的遗物还有一张磨得发白的毯子，后来，这条毯子陪着裴普甲去了延安。

1937年，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军队，取得抗日首胜。这场胜利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全国人民为之振奋，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山西平陆县的一个偏僻小村，虽然与平型关相距八九百公里，但并不妨碍村里的人们为胜利高兴。

裴普甲的家就在这里。当时，日军已占据了平陆县县城，只是裴普甲他们村太过偏僻，没有受到日军太多骚扰。八路军的胜利激荡着少年的心，参军抗战、保卫家园的梦想在裴普甲的心里生根发芽。也许是冥冥中受到叔叔的指引，在这个少年心中，八路军、共产党，就是他要投奔的队伍。

裴普甲把自己的念头告诉给侄子裴永和。其实，侄子的年纪比叔叔还要大上几岁，只是辈分小，两人与其说是叔侄，倒不如说是一起长大的伙伴。

两人一拍即合，说走就走，不过得瞒着家里。“可不敢跟家里说实话，我就骗娘说要去西安读书。”说到这里，老人狡黠地眨了眨眼睛。

无论什么时候，望子成龙都是父母的期望。听说儿子要去读书，裴普甲的妈妈将陪嫁当了20元法币，塞给他做盘缠。在当年，100块法币都可以买一头耕牛了。裴普甲把叔叔的毯子打进行李，少年梦想着成为叔叔那样的英雄。

少年裴普甲特意等忙完了麦收才走。离家是在夜里，母亲没来送行，她怕眼泪牵绊了儿子的脚步。

裴普甲上路了，虽然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条抗日之路的终点会是延安。

两个投军的少年顺顺当当地抵达西安。在火车站，他们居然碰到了一位同村人。听说俩人来找八路，那人就答应带着他们去找朋友。最终，叔侄二人在一个小皮革厂落脚。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裴普甲才知道那个小皮革厂原来就是共产党在西安的一个活动点。可当年，两人懵懵懂懂，浑然不知。

老人现在觉得，自己当年能顺利找到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肯定也是同志们暗中帮助的结果。

在办事处，工作人员并没有接纳他们入伍，而是告诉他们先去安吴堡，到西北战地青年培训班上课。谎称上学实为投军的裴普甲没想到，自己误打误撞真的上了学。“现在想想，确实应该先上培训班，不能谁想当兵就当兵，总要考验考验能不能吃苦吧。”

叔侄俩一合计，派裴永和打前站，觉得不好就回来，裴普甲留守西安，等信儿。

等了大约十天，裴永和来信了，满纸都是热情洋溢的文字，催他赶快去。

“烈火的冤仇积在我们胸口，同胞们的血泪在交流，英雄的儿女在怒吼，兄弟们姐妹们你听见没有，敌人迫害你，群众期待你，祖国号召你，战争需要你，你醒，你起，拿起你的武器，学习工作，工作学习，一切为胜利……”这首慷慨激昂的歌曲就是安吴堡青训班的班歌，这首歌曾激励着很多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裴普甲和裴永和就高唱着这支班歌，开始了培训。叔侄俩当时不知道，这是二人最后一段相聚的时间，离开培训班后，二人再未相见。“他应该还活着。”老人说着，嘴角颤动。

培训班很苦，甚至都没有教室，民房、庙宇，甚至坟地就是课堂。裴普甲并不觉得苦，每一天他都很激动。在这里，他第一次像个战士一样生活训练，听教员们讲革命故事，讲游击战。他第一次将共产党和延安联系在了一起，延安，这个革命圣地在少年的心中扎下了根。

一个月的培训课程很快就进入尾声，“到延安去”的念头在裴普甲的心中越来越强烈，甚至夜不能寐。

所幸，培训班选出的30名去延安的学员中，有他。

虽然这70多年来，从西安到延安的路，裴普甲只走过这一回，但他说，这是他这辈子走过的最满足的一段路。

向延安挺进的这支队伍很年轻，裴普甲只有14岁，年纪最大的也不过20岁上下。刚刚走了两天，裴普甲的布鞋就磨破了，他只好买了双草鞋，很快，脚上就磨得都是血泡；一路上，天气说变就变，经常一场大雨劈头盖脸浇下来，之后又是烈日当头。

尽管如此，裴普甲的脚步没有任何迟疑，每向北多走一步，他的心仿佛也跳快一拍。

突然有一天，队伍里年纪稍大的几个人开始高喊：“共产党万岁！”“我们到了！”正强忍疲倦的裴普甲精神一振，四下望望：树木掩映，远处被一座大山挡得严严实实，脚下是一条蜿蜒的下坡路。

这其实并不是延安，只是边区临界，距延安城尚有几百里路。队伍的脚步明显加快了，杜甫川、宝塔……裴普甲的内心越来越激动，他总想喊点儿什么，可又不知道喊什么好。

又走了大约10天，终于到了延安。此时，裴普甲的同伴已不足30人——有人受不了奔波的苦，中途离开了队伍。

到了延安要改名字，这是为了保护在敌占区的家人。名字，已是家中给裴普甲留下的最后一点念想儿，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寻找谐音字，想在新名字里留下对家的记忆。最终，白布佳，成了裴普甲在延安的名字。

到了延安，参了军，白布佳上阵杀敌的梦却破灭了。组织安排他去宣传队当文艺兵。当时，跟白布佳一起被安排去宣传队的还有3人，每个人都和他一样闹情绪，发脾气，“不去，不去，就是不去！”

“组织给我做工作，我说我就是想去前线，不去上阵杀敌，我干嘛千辛万苦地跑来这儿！”老人挥起残缺的左手，往事如昨，他现在依旧不服气。

组织的决定是难以更改的，找白布佳谈话的工作人员指着一位背着枪的战士，对他说：“你看看，还没有枪高，你们怎么去战场？在这里也是革命，一样是抗日！”白布佳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军装，上衣都到了膝盖，可以当裙子了。

“一样是抗日”，这句话说服了白布佳，他服从了组织的安排。白布佳加入在边区赫赫有名的留守兵团宣传部，在其他地方这个剧团叫做“烽火”。

由于白布佳山西口音浓重，与人交流很多时候都需要打手势，人家才明白他的意思。所以他很少上台，偶尔跑跑龙套，但白布佳不惜力，拉大幕等力气活都抢着干。白布佳跟着剧团东奔西走，唱革命歌曲，演话剧，还自发去写抗战标语。“我们的戏都是根据真事改编的，特别能鼓舞士气。”老人自豪地说，“烽火”演出的每一出戏，白布佳都烂熟于心。

一次给东北军演出，节目是讲一对兄妹在“九一八”事变中失散了。“九一八，九一八……”的歌声一响起来，台下铁骨铮铮的汉子都开始抹眼泪，台上的演员也都哽咽了。躲在幕布后的白布佳，眼眶湿润，热血沸腾，他觉得自己就是站在抗战一线。

在延安，白布佳干过的最接近军人的工作就是站岗。有飞机来空袭，白布佳就得赶紧发警报。在他眼前，一座座曾经美丽的村庄，被日军的炸弹摧毁，白布佳怒火中烧。每次演出，他更加卖力，恨不得将自己的力量传递给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友，帮他多杀几个鬼子。

日军的扫荡，使得边区的生活日渐艰苦。白布佳跟着部队开荒种地，战士们穷得衣不蔽体，可干劲儿十足。“我们去的地方你们一定不认识，但做的事和南泥湾一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切都是为了抗战胜利。”老人不由自主提高了声调，句句掷地有声。

在延安，白布佳还上了大学，组织安排他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学习俄文。虽然看俄文就像看天书，但白布佳还是努力地学着，白天读，晚上背，他坚信，组织让他学俄文，一定有用意，这也是抗日的一部分。后来，白布佳成了部队的俄文翻译，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也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

直到抗战胜利，白布佳才离开延安。他的军人生涯并没有结束，之后，他转战东北，负伤退役，结婚生子，进京定居……颠簸辗转，他没有再回过延安。

70多年风雨过后，老人的容颜已改，很多往事，甚至战友和亲戚的名字都已记不清了，但延安一直在他心里。抗日是老人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延安，是这骄傲绽放的地方。本报记者 邓伟摄

老兵愿望

“我想再联系上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人生在世要知道珍惜。”白布佳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没有什么愿望。这辈子我不求人，不拍马屁。”

老伴知道白布佳心中还有个愿望。1986年，家里收到过一份请柬，地点是人民大会堂，内容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建校五十周年大会。当年，白布佳因故未能赴约，“有机会，我想能再联系上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老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