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能否稳得住主要得看三大支柱投资

（原标题：扩投资稳增长三问三答)

面对不断增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投资再次被寄予厚望。虽然前年和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新认识，并相继确立了投资在稳增长、进而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但社会舆论对投资稳增长仍然存在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在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传统产业投资相对饱和，以及前一时期对高投资率反思和对无效投资批评的情况下，要不要扩大投资？以及投资什么、怎么投资，不仅是一个宏观调控政策选择问题，实际上也是急需梳理清楚的重大认识问题。

要不要扩大投资？

在投资率明显偏高的背景下，扩大投资要获得社会舆论理解与支持，首先需要弄清楚高投资率合理不合理，明确高投资率是否等于无效投资率。

我国高投资率是劳动力过剩经济体参与全球化特征之一。我国投资率峰值为45%，高于一般主要国家25％-35%的区间上限，创大国历史纪录，比一般国家上限水平高10个百分点。有人据此认为我国存在严重的投资过度（超额投资率10%）。我国投资率偏高属实，重复建设、铺张浪费以及过度超前投资等无效投资确实存在，但就此认定高于投资率一般水平的10个百分点全部为无效投资尚缺乏可靠依据。从影响因素来看，投资率随储蓄率、适龄劳动人口比例、非农就业人口比例以及工业比例上升而上升，随城市化率提高而下降。我国投资率较高是我国储蓄率较高、城镇化率偏低、适龄劳动人口比例较高、非农就业人口比例快速上升等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特征的综合反映，具有一定合理性。从国际比较来看，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恰逢第三次全球化高峰，高投资率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第三次全球化的实质是生产跨国化，各国将封闭时期过剩的生产要素拿出来在全球范围参与分工、进行生产。由于资本和资源是完全流动的，技术是不完全流动的，而劳动力几乎是完全不能流动的，因此，全球化生产必然在过剩劳动力拥有国进行。我国作为主要以劳动力要素参与全球化的经济体，由于外资大量流入我国生产可贸易产品，投资率进而二产比重和净出口率必然被抬高，相应的消费率和三产比重被“跷跷板”效应算术性压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一个时期以来的高投资率并非完全是问题，而是以劳动力要素参与全球化生产的必然特征。加上工业化与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相叠加，我国必然呈现高投资率、较高二产比重和较高净出口率的“三高”现象。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人以无效投资存在为由反对扩大投资，甚至认为新常态就是只要扩大消费而不要扩大投资，在指出无效投资问题的同时，否定了我国顺应全球化趋势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客观需要。去无效投资是必须的，但不能以偏概全、因噎废食，不能因此去掉工业化和城镇化所必须的必要投资，也不能简单地去掉全球化带来的转移投资。

扩大什么投资？

从投资结构来看，现阶段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33%比重）、房地产（25%比重）和基础设施（电力、水利、交通等合计22%比重）投资大致分别占1/3，1/4和1/5，合计约占固定资产投资80%，其他投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三大支柱的派生投资，投资能否稳得住主要得看三大支柱投资，扩大投资也主要在于扩大三大支柱投资。

1、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也应该继续在稳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过去两年投资三大支柱五大行业变化趋势来看，水利等（占9%比重）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均呈现明显的持续下降趋势，制造业投资增长率也呈小幅下降，2013年1－2月至2015年3月，水利等投资增长率从36％下降到了22.5％，下降了13.5个百分点，下降了38%。房地产投资增长率从26.1%下降到了9%，下降了17.1个百分点，下降了66%。制造业投资增长率从17%下降到了10.4%，下降了6.6个百分点，下挫了39%。电力（5%）和交通（9%）等投资虽然也有所波动，但相对比较稳定并略有上升。

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主要由市场决定的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在经历了繁荣周期之后，已经处于趋势性下行过程中，其中，制造业投资处于明显的下行状态，房地产投资处于相对温和的下行状态。但主要由政府财政资金支撑的电力热力燃气和水供应、交通运输以及水利环境等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平稳，分别对应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和近年来高铁、地铁等建设浪潮，经历了三个短周期变化，目前大致处于历史趋势水平或平均水平附近。其中，电力热力燃气和水供应投资趋势值呈现明显下行态势，当前实际投资增长率略高于趋势值，表明电力等投资空间相对比较小。交通运输等投资趋势值处于相对平稳的下行态势，当前实际投资增长率大致处于历史平均水平上，表明水利等投资仍然具有一定空间。水利环境等投资趋势值相对平稳，当前实际投资增长率基本上处于趋势水平，表明投资空间依然比较大。因此，扩大投资首先应该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城乡公共设施和民生设施建设、水利设施改造，以及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欠账和短板比较明显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