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如何跨出反腐“双重悖论”

2015年3月7日，习近平在江西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反腐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反而有利于经济发展持续健康。抓作风建设要着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严惩腐败分子是保持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的必然要求。党内如果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政治生态必然会受到污染。习近平的科学思想既是我国今后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和坚决反对腐败的政治宣言，也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打破西方学者所概括的“双重悖论”。

反腐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在国际社会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很多西方学者的关注。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长期研究中国经济和腐败问题，并于2012年写了《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一书。魏德安认为，根据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理论，腐败会侵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础，因此严重的腐败往往与低增长相伴相随，但是，中国现出了这样的“双重悖论”：一方面出现了腐败，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全球领先。他甚至认为：“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是唯一一个经受住腐败加剧的考验而没有出现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的国家，因而具有独特性。”魏德安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他并没有解决这一理论难题：中国能否打破“双重悖论”，即中国能否既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又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显然，习近平在江西代表团参加审议时的讲话深刻而科学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习近平提出反腐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论断，显然是对一些不正确声音的反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赢得了党心民心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但是，在腐败问题上，社会上有一些不同的认识。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有的人认为反腐败是刮一阵风，搞一段时间就会过去，现在打枪，暂且低头；有的人认为反腐败查下去会打击面过大，影响经济发展民，导致消费需求萎缩，甚至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与以腐败力度加大扯在一起；有人认为反腐败会让干部变得缩手缩脚、明哲保身，不愿意干事了等。这些认识都是不正确的。”

党中央针对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提出抓党的建设要从“四风”抓起，即抓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而“抓‘四风’要首先把中央八项规定抓好”。2014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自执行八项规定以来，公款消费锐减。一些人因此认为，反腐败导致消费需求萎缩，影响了经济发展。事实上，反腐影响的只是依赖政务消费的“傍官经济”、权贵经济、腐败经济，影响的是畸形的、扭曲的、注定不可持久的虚假经济繁荣，而非大众经济。高端餐饮、休闲娱乐、奢侈品消费需求是萎缩了，但市场自发的大众消费却随着高端餐饮等企业的大众化转型而实现了蓬勃发展。2014年，全国餐饮收入27860亿元，同比增长9.7%，较上年加快了0.7个百分点。事实证明那种认为反腐导致消费需求萎缩，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还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反腐使地方政府和官员放缓了投资和规划执行，有的甚至“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发展经济的动力的下降。这种看法显然是受到西方公共选择学派的影响。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人”假设引入了政治决策领域，抽象掉了社会属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国家机器和国家职能部门基本上是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进行运转的。中国各级政府和官员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意志的执行者，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与自私自利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一些西方学者也看到中国政府和官员的特殊性，并予以积极评价。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的崛起标志着西方普世主义的终结，“中国统治机构的合法性，影响深远、根深蒂固，不依赖于代议制”。“中国政府是颇为称职的机构，可以说比世界其他任何传统政府都要优秀，未来也许会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它已证明自己不仅具有非凡的持续性，而且能够进行令人称道的自我改造”。美国学者李侃如详细地考察了研究中国政府和官员的行为，认为：“中国人使用了多种方式——包括提倡民主集中制、正式的会议制度、精心设计的文件制度、智囊团的实验以及进展心日强的媒体报导——来增进决策者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更有效、更透明、更具活力的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