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战争何以层出不穷（3）

抑制局部战争的四大对策

无论是从局部战争的危害，还是从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维护和平、抑制战争符合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主流意愿。在此进程中，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需要形成合力，共同捍卫与促进和平、发展与繁荣。

一是要发挥大国在抑制局部战争中的积极作用。国际社会的权力框架呈现出多维的等级结构。大国在全球与地区事务中发挥了非同一般的枢纽性、塑造性，甚至是决定性作用。根本而言，国际与地区和平能否得到有效保障与维持，最终取决于大国间能否相向而行。为此，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大国需要摒弃零和博弈的权力政治思维与绝对安全的旧观念，树立起合作共赢的时代观与共同安全的安全观。从历史上看，局部战争的爆发大都有着大国角力的背影，即便是在当今时代，这一特点也表现得十分鲜明。例如，叙利亚战争中就体现了世界大国与地区大国之间的博弈。乌克兰危机中更是突出体现了这一点。显而易见，去除引发局部战争的大国因素是制约局部战争发生的重要前提。二是大国需要在调解与斡旋局部战争中发挥正向作用。冷战后，多数的武装冲突都发生在区域内或国家内部，如不同教派之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武装冲突所引发的局部战争。例如，当前的也门局势，其原发力量即在于也门国内不同政治派别间相互争夺权力，并引发区域内国家的相继介入，从而导致了局部战争的爆发。对此，大国应该发挥积极的劝和促谈功能，主张通过外交手段和政治途径寻求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当然，在此过程中，大国需要做到价值中立、不偏不倚，这实际上也是对大国承担国际与地区责任之意愿的一种考验。

二是要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对国际安全的威胁。新的历史时期，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实质未曾改变，仍然是将大国意志与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肆意践踏他国主权，威胁他国安全与剥夺他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力。但是，从其表现形式上来看已经发生了众多转变。当前，国际社会尤其要警惕以所谓“民主”、“自由”等为借口而支持推动的“颜色革命”，以及打着“人道主义干预”“人权高于主权”旗号的“新干涉主义”。从表象上来看，“新干涉主义”颇具欺骗性。与以赤裸裸的武装侵略、军事颠覆为主要形式的传统干涉主义相比，“新干涉主义”披着合法的外衣，为其干涉行动“正名”。近年来所发生的多次局部战争都有着大国“新干涉主义”的因素在作祟，例如2011年利比亚战争。在军事打击之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借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设立禁飞区之名，打着“维护人道主义”和“保护平民”的旗号，通过武力干涉颠覆了卡扎菲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新干涉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局部战争的最主要根源。因此，国际社会应该警惕某些大国美妙言辞背后的战争风险。

三是建立起有效的国际和地区安全机制。历史证明，有效的安全机制是保障世界与地区和平的制度基础。以国际联盟与联合国为例，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国际联盟，或是联合国都可谓是集体安全机制的一种实践。但是，国际联盟的内在缺陷决定了它不是一个有效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安全机制。联合国在总结国际联盟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在机构设置、制度安排、执行效力等方面更加合理，从而为维持战后的总体世界和平发挥了积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所强调的主权平等性、非排他性、包容性特征也应成为地区性安全机制的基本特点，这也是确保地区性安全机制发挥抑制局部战争功能的必要条件。

四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缓解并最终改变全球发展不平衡现象。新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发展不平衡现象不是减轻了，而是加剧了，这种不平衡现象首先并集中表现在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方面。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也使得全球性问题的“重灾区”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从而令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难上加难，继而又加剧了全球不平衡发展。事实上，局部战争的易发区域，或者是经济落后地区，或者是教派冲突地区，抑或是资源冲突地区。如何消除不平等、不均衡现象，如何实现相互尊重与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从根源上消除局部战争所必需面对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对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从这个角度来说，抑制局部战争既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又需要国际社会拥有足够的耐心与信心。

（作者分别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

【注释】

①张海麟、彭训厚：《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局部战争刍议》，载《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62页。

②郭凤忠：《惊人的现代战争消耗》，载《领导文萃》1999年第11期，第50页。

③顾德伟：《战争危害人类》，载《新华每日电讯》2003年3月23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