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桓：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这一论述科学阐明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辩证关系，深刻揭示了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内在规律，对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完成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重大意义。

一、注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解决了在中国特殊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独创性经验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特点是：中国革命特有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使得党内工人成分很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居于多数。这就带来了党在受到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情况下保持先锋队性质的严重问题。思想建党就是为解决上述问题提出来的。思想上建设党的认识发端于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77页），如果说毛泽东在这里仅是提出问题，他在1929年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已经做了回答：“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如果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同上，第85页）这是对思想建党非常明确的表述。可贵的是，会议第一次以决议方式提出错误思想的表现包括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等，指出了以思想建设克服错误思想的各种具体举措。古田会议决议可以看做中共早期思想建党最重要的文献，无疑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萌芽。

在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指引下，红军和根据地党的思想建设在探索中前进，经验日益丰富。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是思想建设的光辉实践，延安整风通过批评自我批评的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并强调把思想建设成果体现在行动上，外化为作风。延安整风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成熟。以此为基础，七大上刘少奇做的修改党章报告，系统阐述了“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首要任务”这一毛泽东建党学说基本点，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达到成熟。思想建设的理论立足于两个基本判断，一是党内主要矛盾本质上属于思想斗争性质，即无产阶级思想同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这一矛盾可以而且必须用思想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二是先进思想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可以教育、引导具备革命理想但又有错误思想的农民和知识分子。由此决定了思想建设的要旨，即以先进理论为指导，以严格的党内生活为保证，通过思想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使大批有革命要求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先锋战士。对于中国共产党注重思想建设的独创性做法，共产国际在相当长时间内并不接受。周恩来回忆：“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提到无产阶级的领导 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 1940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周恩来选集》上卷 第178、179页）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通过思想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在落后的农村环境下，成功地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发展史上的瑰宝。

应该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有制度建设的尝试。一个重要成果是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党内生活一系列法规，包括，《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和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和纪律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制定这些法规的直接出发点，是总结张国焘事件的教训，加强党的团结，使党内生活正常化。从历史发展看，这些法规也确实发挥了长远的指导作用，为以后党的制度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从总体上讲，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制度建设是很不成熟的，制度内容不够具体、详细，党内生活许多方面缺乏明确的制度规范，已有的一些制度规定也比较粗糙、空泛。这是当时残酷紧张战争环境和思想认识局限造成的缺憾。

二、提出制度治党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现实问题的探索，制度治党思想推动了新时期党的自身建设改进和创新

随着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迫切需要建立健全一整套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党内各项制度，以使党和国家工作在制度基础上规范化、正常化。1956年党的八大对此有所探索。八大在民主集中制和坚持群众路线方面做出了若干规定，其价值取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八大时党执政仅有7年，对于认识执政党建设规律来说是太短了，党只有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还没有经受曲折发展的教训，而只有成功经验而无教训就不是完全的经验。当时，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的许多问题尚未充分暴露，中国共产党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主要来自借鉴别国经验，自己缺乏切身感受。这种历史的局限性反映在认识中，就是全党对于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极端重要性缺乏深刻认识，对制度建设的艰巨性及制度可能遭受的破坏缺乏思想准备，当时制定的一些制度操作性较差，更缺少保障性措施。加上八大以后国内外风云变幻，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偏差，许多制度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尤其是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党和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 页）历史的代价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邓小平通过总结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因此要防止发生类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一些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同上，第333 页）基于此，他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同上 第333 页）应该看到，邓小平提出制度问题，不仅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也反映了进入新时期为现代化建设而进行改革的需要。他明确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同上，第322 页）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史上的光辉篇章。

以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的思想为指导，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和制度改革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展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现状，必须把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这一时期的党内的制度建设，从内容看，就是以党章为依据，围绕健全民主集中制这个核心制度进行的，并涉及党内生活方方面面。一个特点是强调在坚持党的根本制度的指导下完善具体制度,通过加强保障制度,确保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得到富有成效的贯彻落实。其中最重要的有：1997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的颁布,确立了处分违纪党员的统一标准。2000年6月,中央颁发《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使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入全面规划、整体推进新阶段。2002年7月,中央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标志着领导干部选拔工作向制度化、程序化迈进。2004年10月,中央修订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并且先后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进一步对党员的学习权、讨论权、知情权以及申诉权、控告权作了制度性规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要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等。这一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的又一个重点在于完善党的监督制度和反腐倡廉制度。2003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规定了党内监督的十项制度等内容。2005年，中共中央修订印发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刚要》，要求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形成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科学机制。2007年7月，中共中央纪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关于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助反腐败工作的规定（试行）》，将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纳入到规范化的轨道。通过一系列建章立制工作，中国共产党初步形成了以党章为依据、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体系，涵盖党员民主权利、干部人事工作、干部廉洁从政、党内监督、纪委查办案件等党内生活各个方面。党内生活有章可循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出发，把执政党制度建设与国家法治建设相联系，使党内法规成为国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强调制度建设的重点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二是强调制度建设方面的顶层设计和长远目标，制定了《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法规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基本要求和法规体系建设内容。特别提出要在对现有党内法规进行全面清理的基础上，抓紧制定和修订一批重要党内法规，力争经过5年努力，基本形成涵盖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主要领域、适应管党治党需要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框架，使党内生活更加规范化、程序化，使党内民主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使权力运行受到更加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使党执政的制度基础更加巩固，为到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打下坚实基础。可以说，党的十八大开启了制度建设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