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中央常委要我讲一下国际关系，主要是共产国际〔165〕和我们党的关系。

我先概括地讲六点看法：

一、共产国际的成立和解散，都是必要的。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一九一九——一九四三），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的成立，当然是必要的。它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各国党成长了，成熟了，共产国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共产国际在建立的初期，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那时，尽管列宁有那么高的威望，但共产国际是民主集中地决定问题的，各国党的代表可以纷纷议论，各抒所见，非常活跃。共产国际划清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界限，也批判了“左”派幼稚病，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动员了各国革命人民拥护苏联，支持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革命运动。

共产国际的解散也很适时。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作了一个决议，说对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不要去干涉，以后也的确放手了一些。但是这时，共产国际的存在还需要，它在反法西斯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到了一九四三年六月，共产国际就解散了。

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在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

这是对共产国际的一个粗浅的总评。

二、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要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中国党的经验很丰富。中国党虽然犯过几次“左”的和右的路线错误，但也有很重要的正面的经验。

三、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有可能避免国际的坏的经验在本国重犯，使国际的好的经验在本国得以发展。据我所了解，不独立思考、盲从迷信的人是很多的，破除迷信、独立思考是很不容易的。当然独立思考并不等于狂妄自大，唯心武断，拒绝国际提出的好的意见。陈独秀〔40〕是狂妄自大、唯心武断的。李立三〔166〕同志也是这样，他提出夺取武汉，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全国胜利的开始；打下武汉再和共产国际算帐；中国革命起来了，要苏联出兵；中国革命胜利，英、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都要濒于末日，世界革命就会起来。现在立三同志看一看这些话，他自己也会发笑的。

四、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毛泽东同志说，两个大国的革命胜利，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时候取得的。在现在的情况下，成立国际组织，相互间总是不容易做到平等。不仅在政治上，就是在经济上也是如此。

五、研究国际的经验，要全面地看问题。斯大林管事的时间长，缺点错误多一些，但是在斯大林那个时期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就是在共产国际中期和斯大林的晚年，他也是支持革命的多，不许革命的少。我们顶一顶，他还是可以接受一点意见，也可以含蓄地承认一点错误。他的怀疑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26〕，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斯大林还是讲理的。当然，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错误，但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主要应该由中国同志负责，犯不犯错误主要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我们过去犯的错误已经认识了，纠正了，革命已经胜利了。六、团结高于一切，国际主义万岁。这是原则，过去如此，现在也应该如此。所谓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分歧，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同时批评要注意场合，要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如果批评或斗争都不生效，也需要等待，需要时间。中国党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年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167〕，从遵义会议〔92〕开始到七大〔15〕，经过十年之久才解决了问题。一个党如此，何况国际？我们要举团结的旗帜。这主要是对于苏联千百万党员、两亿人民，各兄弟党的党员，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要革命的人民。

下面分几个时期讲一讲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关系。

（一）共产国际的初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九二七年七月）。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

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就派人到各国访贤，做工作。在中国，他们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46〕，还找过江亢虎〔168〕、黄介民〔169〕和戴季陶〔170〕；在北方找过吴佩孚〔171〕，在南方找了孙中山。中国有五四运动〔39〕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很快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党很快地走到了群众斗争中去。这时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的次数也逐渐多起来了。一九二○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都讨论了东方革命问题。一九二二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认真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以后就大量吸收中国的知识分子到莫斯科去学习。一九二三年共产国际作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还讨论了中国搞土地革命的问题，并发来了指示。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召开三大〔172〕。当时党内有“左”的和右的两种思想：一种以陈独秀为代表，认为中国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只是帮忙，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根本没有提；一种以张国焘〔173〕为代表，认为中国共产党员只能少数人加入国民党，工人不能参加。实际上，这两种思想都是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党的四大的决议对这两种思想都批评了，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现在看来，批评也没有重点。当时群众斗争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但是在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下，在关键问题上掌不好舵。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已经比过去嚣张得多，如西山会议派〔174〕。但在此以前广东打商团〔175〕，东征陈炯明〔160〕等等，左派力量大大发展。当时的政策应该是支持左派，排斥右派，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但陈独秀却要让右派回去，并且要保证他们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结果右派的气焰高涨。在军事上，我们也让步。蒋介石进攻，我们党没有警惕，他制造了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158〕，把我们党在军队中的力量搞掉了一部分。当时我们并不是没有力量，应该反击，但是没有反击。结果使我们党在军队中的力量仅仅留下了一个独立团〔176〕，这个团到了武汉发展成两个师。北伐的时候，我们应该争取群众，争取军队。可是，这边北伐，那边上海的《向导》反映陈独秀的主张，反对北伐，说现在是军阀战争，广东不应该北伐，应该防御，应该搞群众斗争。我们党放弃了对北伐战争的领导。土地革命轰轰烈烈起来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177〕之后，但是党中央不支持。当时，陈独秀的确有点怕革命，怕群众。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对我国阶级力量的分析都有错误。特别是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会议，认为资产阶级都叛变了。到了武汉政府叛变〔178〕之后，共产国际又认为，小资产阶级也离开革命了。在领导权问题上，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领导已经有了雏形，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共产党已经起了领导作用。本来我们应该在广东革命政权的时候就抓军队，而且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党中央在那个时候放弃了领导权。这时列宁去世了，斯大林跟他们党内的反对派斗争很激烈，对中国革命的情况不大了解，方针也不大明确。当时我国革命的中心在广东，党的中心也应该在广东才好领导。但是党的中心在上海。请陈独秀到广东去，他也不去。两个中心常常发生矛盾。直到打下武汉很久，党的中心才移到武汉。所以，第一个时期还是中国党的领导人应负更多的责任。那时，毛泽东同志的威信还没有建立，也不可能建立。当时党的领导人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也不高，还有各种派别性，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更助长了派别性，这就影响了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发展。

（二）共产国际的中期（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三五年七月）。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基本上是错误的，对我们中国党影响最大。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政府叛变革命，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破产。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七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央来信。这封信强调了革命的前途，而对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分析得不正确，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叛变了。对革命的任务，提出了七条：第一，退出武汉政府；第二，发表宣言；第三，不要退出国民党，在国民党内搞左派；第四，工人斗争；第五，武装工农；第六，党可能转入地下；第七，反机会主义。这七条，对搞军队、搞地方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没有重视，而当时恰恰应该是搞军队、搞地方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

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联系到组织问题。共产国际派来的鲍罗廷〔179〕直接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组织了一个临时中央常委。这是仓促通过的。七月十三日中央有个声明，只提了退出武汉政府。当时我们党还有一点武装力量，如叶挺的部队〔180〕，所以决定举行南昌起义〔181〕。南昌起义的目的是南进汕头，占领海口，然后到广州。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当时，共产国际派了几个人来，在罗米那兹〔182〕的指导下，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183〕。八七会议在反对机会主义这一点上是痛快淋漓的，但在怎样跟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深入群众斗争，建立军队、政权、根据地这些重要问题上没有作出正确的总结和指示，没有提出明确的任务。张太雷〔184〕到汕头给我们传达八七会议，只批评了机会主义，没有提出如何做的问题。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