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新空间（2）

经济空间和城市体系新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经济空间和城市体系的新格局是演化趋势推动、内在联系深化、主要因素影响和经济规律作用的共同结果。

第一，中国经济空间和城市体系的新格局是历史演化的结果。

首先是经济空间演化。中华文明繁衍于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随着汉代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逐渐繁荣；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已稳定分布于东经110O以东、北纬40Ο以南的地域；清末民初，出现了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等大规模人口外迁。改革开放以后，“东部加快”带动“中部崛起”，外围人口重新向东中部集聚，形成人口稠密、经济活跃的中心地域。

其次是城市体系演化。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城市体系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⒈1990年以前为第一阶段的点线城市体系，铁路干线以及沿江、沿海发展轴线还未实现快速化，主要以中心城市为支点，形成“以点带面”的不均衡发展格局；⒉1990年至2010年为第二阶段的群带城市体系，高速公路网络扩大中心城市辐射范围，城市群逐渐崛起，依托群带城市体系形成“以线带面”的发展格局；⒊2010年以后为第三阶段的群网城市体系，高铁网络逐渐形成，东中部网络效应带动多层次的城市群发展，逐渐迈向群网城市体系，形成“群网带面”的均衡发展格局。

第二，中国经济空间和城市体系的新格局是内在联系深化的结果。内在联系深化表现为几个层次的一体化：东中一体化发展促进了空间的集聚，市场一体化促进了区域共同市场的逐渐形成，要素一体化实现了区域要素的自由流动，产业一体化带动了产业集群的初步显现。

第三，中国经济空间和城市体系的新格局是受几个基本因素影响而形成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地理环境、经济格局和交通体系，其中交通体系的快速化、网络化尤为重要。从地理环境看，东中部地区位于中国地形第三阶梯，环境宜居、人口稠密、经济活跃；外围地区总体人烟稀少、经济落后，只能向重点城市群和城市带发展。从经济格局看，东中部形成经济活跃的第一聚类，以接近20%的国土面积聚集了超过60%的人口和超过80%的产值，东北和西部形成相对低迷的第二聚类。从交通体系来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交通体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90年以前为铁路时代，支撑点线城市体系。1990年至2010年为高速公路时代，支撑群带城市体系。2010年以后为高铁时代，支撑群网城市体系。交通体系快速化、网络化使东部和中部收缩为超级中心；东北和西部没有明显收缩，成为外围；高铁网络将节点城市紧密联结在一起，支撑形成群网状城市体系。

第四，中国经济空间和城市体系的新格局的形成是三大经济规律使然。

其一是依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提出的中心—外围模式理论，中国经济空间的中心—外围格局兼具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目前集聚效应占主导地位，未来扩散效应将发挥更大作用。

其二，交通体系的发展产生了地理收缩效应、线带效应和网络效应，是重构中国经济空间和城市体系格局的主要支撑。

其三是断裂效应。美国经济学家滕田昌久和克鲁格曼提出了城市体系倒“S”波浪形理论，即城市体系中存在着城市潜力与其距中心城市距离之间的倒“S”曲线。当曲线的相邻波峰间隔较大时，便会产生城市体系的断裂效应，具体表现为小断裂和大断裂。小断裂表现为两个较小中心区之间的断裂，空间轴带一侧要素向另一侧的单向流动造成两端城市体系的分离与失衡，网络发展战略可以缩小断裂区与中心区的差距。大断裂表现为大中心与大外围的分界式断裂带，在较长时间内难以改变，例如东经110Ο线的山区绵延带对中心群网城市体系和外围群带城市体系的区分。

未来三大经济规律都将产生作用，网络效应将扩散全域，中国将在东中一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范围的协调发展。但三大效应的释放是一个有序过程，现阶段中心—集聚效应占主导，网络效应主要作用于东中部，外围仍以线带效应为主。因此，在较长时期内，中国经济空间的中心—外围格局和城市体系的“一团五线”格局将不断强化巩固，我国也必须顺应趋势实施针对性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