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要处理好三个问题

细致处理好简政放权中的各种复杂关系

当前积极推进简政放权，一是要把本属于市场、社会和地方基层政府的权力交给市场、社会、地方和基层政府，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发挥各类主体的效率，减轻中央或上游政府的负担和突破它们的决策瓶颈。二是市场、社会、地方和基层政府要有能力把政府（包括上游政府）转移过来的权力接过来，使用好，激发市场活力，激发社会活力，调动地方基层政府的积极性。三是中央和上游政府的监管要跟上，要能够对放出去的权力的绩效准确评价，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使市场、社会、地方和基层政府能够在秩序与活力的框架内积极改革、加快发展和扩大开放。这三点也说明，简政放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精心思考，全面设计，细心实施。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以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为例。在出租汽车这个全国目前仅有134万车辆、260万驾驶员的行业遇到的特许经营体制改革的难度实际上反映了当前整个简政放权的难度和复杂性。出租汽车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发展较快、问题较多的一个行业，尤其是最近几年，问题不断。当然，若是把百年前黄包车的出现也计算在内，出租车在中国有百年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增加就业、解决部分人员的生活困难和解决地方财政收入等问题，各地发展了各种各样的出租汽车经营模式，归结起来大致有，无偿使用和有偿使用、无偿无限期使用和无偿有限期使用；经营权公司拥有和经营权个人拥有、经营权公司无限期拥有和有限期拥有、经营权个人无限期拥有和有限期拥有。政府对出租汽车管制主要通过总量控制和价格调控，而这二者都是通过特许经营实现的——发放经营牌照和限定运营价格。当前，舆论和学界对出租汽车的特许经营争议很大，主张废除特许经营的呼声很高。到底如何改革？从简政放权的视角，可不可以让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施正面清单制度——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环境保护，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必须实现中央政府规定的这些目标。地方政府对出租车行业实施负面清单制度，要求所在城市出租汽车运营不得出现服务质量问题、不能出现危害乘客安全问题、不能破坏城市生态环境等，在这个框架内，充分发挥出租汽车行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围绕居民需求大胆创新和改革。当前，在出租汽车管理领域，要切实解决好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对具体问题管得过细，对宏观问题束手无策问题，把具体问题，诸如出租司机准入门槛、出租汽车车型、出租汽车标准等，交给地方政府根据城市自己的历史传承、文化特色、居民习惯和发展规划等进行统一设计。这样，中央政府就可以腾出手来，着力解决好出租汽车定位、经营权模式等重大问题，并把这些问题的解决与互联网“专车”发展等有机结合起来，在规范和推进互联网“专车”中实现出租汽车行业的改革创新，在实施中央和地方两个清单的过程中，把出租汽车行业的改革深入下去。

简政放权必须兼顾改革创新，在改革中实现创新和在创新中推动改革。要考虑互联网“专车”出现带来的新问题。眼下，在政府管制之外，出现了互联网“专车”，并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便利工具之一，满足了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这种新事物是市场开放条件下出现的创新，目前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仅仅从居民需求出发认识“专车”，它确实提供了便利，改善了人们的出行，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仔细分析，互联网“专车”的出现需要几个条件：互联网发展、移动终端普及、私家车广泛使用、居民需求多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互联网“专车”一下子就冲击了传统的出租汽车行业，以致在一些地区，出租汽车驾驶员和出租汽车公司怨声载道，以互联网“专车”没有客运许可和交通事故保险等理由要求政府依法取缔。互联网“专车”是典型的“法无禁止则可为”的创新现象，但也确实给政府的治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诸如私家车加入运营的门槛问题；国际上的一些软件平台，像Uber进入中国，通过价格战引发的群体事件等社会治理问题。

从出租汽车面临的挑战和互联网“专车”创新过程政府面临的难题中可以看出，推行简政放权的进程非常复杂，要求政府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一是政府的效率要提高，在创新现象出现后，不能束手无策，使一些经济现象发展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预防市场失灵情况。二是预防地方和基层政府因为体制机制原因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三是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各地情况不一样，不能一刀切。在这个意义上，简政放权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各地情况不一样，放权的效果就不会一样。因此，对地方政府实行正面清单和对企业实行负面清单，在当下的简政放权中就显得更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