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从局部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之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但它并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有一个相当长的“序幕”。从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前后整整经历了10年时间，才由多场局部战争逐步蔓延扩大为世界大战。

在这场战争结束70年后的今天，其政治和精神“遗产”仍在潜移默化影响着国际格局。而面对并不安宁的当今世界，有必要探讨二战缘何由局部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以期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绥靖政策”饲虎为患，导致战争规模升级

二战爆发前，世界并非没有制止或延缓局部战争升级的有利条件。刚刚摆脱一战苦难的欧洲各国对战争的巨大破坏力记忆犹新，民众不想战不愿战。苏联的巩固发展也为维护集体安全，防止大战爆发起到积极作用。如此等等。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意日法西斯战争策源地先后形成之际，如果世界大国能够充分利用积极因素，有所作为，早日采取果断有力的集体安全行动，是有可能把大战阻止于局部甚至完全加以遏止的。然而在这一关键时期，英法美苏等大国虽然都认识到了法西斯的威胁，都不想成为法西斯的猎物，却都采取了牺牲小国、弱国用以满足法西斯侵略欲望，企图换取暂时和平与苟安的态度。它们对待法西斯的暧昧之举和所作所为，貌似想要远离战争，实际上却并没有逃脱战争厄运，更没有得到所期盼的安宁。这种以邻为壑的行径，换来的是法西斯邪恶力量的不断增大和侵略扩张野心的恶性膨胀。

在东方，美英法等国坐视甚至纵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承认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希望由国际联盟出面调停并制裁日本。虽然英法主导的国际联盟高举“道义”大旗，但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却不裁不制。可以说，国际联盟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开启了一个既可悲又可怕的先例。在中国东北有巨大经济利益的美国政府，也仅仅是口头上给予“不承认”的外交谴责，再未有其他任何实质制裁措施。

在西方，1936年3月7日德国悍然撕毁《凡尔赛和约》，派遣3.5万名德军开进莱茵非军事区。法国政府在希特勒的试探面前畏缩不前，英国政府又采取“超然”态度，使得希特勒顺利度过了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随后，面对希特勒的一系列挑战，为了保证英国自身安全，英国首相张伯伦不顾年迈三飞德国，与德国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希特勒。看似和平已经到手，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战争梦魇。

当时的美国凭借两洋天险，不愿意卷入战争，期望靠抚摸把老虎驯成小猫，结果换来日本偷袭珍珠港。苏联最不该支持法西斯国家，却也寄希望于一纸《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将战火引向西方，可终究没有逃脱法西斯魔掌。

无论英法的“祸水东引”，苏联的“祸水西推”，美国的“隔岸观火”，实质都是绥靖。法西斯摸透了“绥靖主义”者的底牌后，侵略行径便一发不可收拾，称霸世界的野心也随之昭然天下。就这样，英法美等大国步步退让，德意日法西斯得寸进尺，使局部战争一步步滑向世界大战的深渊。这些大国万万没有料到，法西斯国家侵略弱小国家的局部战争竟是世界大战的前奏，法西斯的屠刀最终砍到了自己身上。英国首相丘吉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这是一场非必然的战争，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比这场战争更容易加以制止了”。这等于说，主要国家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的不作为，是二战由局部扩大到世界范围的重要原因。

历史证明，绥靖政策绝非和平之举，而是刺激战争之策。尽管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6000万逝去的生命不能白白牺牲。想要维护世界和平，绝不能空抱和平幻想，却对侵略行径熟视无睹甚至纵容。在事关正义和邪恶、正义和非正义的根本问题上，绝不能含糊。对任何变相的新绥靖主义，都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有句名言：“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与战后德国真心悔罪不同，日本右翼认为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因为该国战败。这种历史观导向，不排除仍想通过战争改变一切。近年来，新法西斯主义及其组织的活动在一些国家有重趋活跃之势，日本政界人士频频参拜靖国神社，公开为军国主义招魂，让其对和平的任何承诺都显得苍白无力。日本政府大力推动的新安保法案，核心是谋求行使集体自卫权，迎合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则希望通过集体自卫权让日本充当半个“世界警察”，遏制新兴国家的和平发展之路。然而二战历史足以警示后人，一旦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其恶性发展必然导致始作俑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