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经济体“新平庸”与我国应对方略（2）

其次是人口与劳动力市场。由于人口生育率下降、预期寿命提高、战后婴儿潮一代退出劳动市场等因素，新世纪以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困境。如在1972至1996年间，美国劳动参与率年均增长0.4个百分点。而在2007至2014年间，该指标年均下降0.8个百分点。仅这一变化就导致美国人均GDP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相对美国而言，欧洲、日本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则更为悲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等因素，欧日两大经济体的劳动人口相对比重下降的趋势不仅更为明显，且持续的时间远较美国更长。

与此同时，疲弱的经济环境，则进一步削弱了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参与率。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基于美国的研究显示，与衰退相关联的失业并不会随着经济复苏而完全恢复。人力资本将在失业中就此永久性失去，劳动参与率也随之降低。此外，战后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普及程度迅速提高，其中所积累的大量人力资本支撑了战后的经济复苏与繁荣。但约自上世纪70年代始，进一步普及教育和提高人力资本的潜力趋于消失。戈登的研究显示，这种现象在美国尤为严重，特别是在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教育普及率上，美国均在发达国家中居后。

第三是收入分配。日趋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成为导致长期停滞的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如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皮克提等人的研究显示，早在经济繁荣的大稳定时期，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持续恶化。尽管在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中，这一局面曾暂时逆转，但其长期恶化的趋势并未改变。需要强调的是，如此的分配格局不仅会造成社会动荡、阶层固化，更会严重挫伤市场的创新创业活力，阻碍人力资本积累，抑制消费需求，加重财政压力。

发达经济体应对“新平庸”

为避免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停滞，西方主流学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在供给端，加快结构性改革、鼓励创新创业、促进教育与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劳动市场弹性、提高退休年龄等。有学者认为在应对人口下降而引发的劳动力短缺方面，应积极鼓励拥有高生育率的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积极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去。政府应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保护条例以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另外，应改善教育体系，增加劳动技能培训。

在需求端，则考虑继续推行凯恩斯式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特别是在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牢固、市场主体的内生增长动力还显不足的情形下，各种形式的财政巩固或政策“退出”需要高度谨慎。不少学者提出应增加公共投资。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投资和降低储蓄以增加社会总需求，从而改善由长期停滞带来的负面影响。这里公共投资既包括硬件基础设施投资，如铁路、公路、港口、电网等，也包括软性基础设施，如医疗、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