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经济体“新平庸”与我国应对方略（3）

与长期停滞相伴随的低利率，对于货币政策是坏消息，但对于财政政策却是好消息。中期来看，增加政府债务资金花费，尤其是用于公共投资不会增加公共债务。如果从安全资产短缺角度出发，政府公共基础投资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发行安全债务的能力。增加公共投资可以使安全资产的供给增加，从而消除对安全资产供需失衡的现象，这对于应对长期停滞也有积极作用。此外，增加政府公共投资支出可以扩大需求消除产出缺口。诺奖获得者斯彭斯建议：实现潜在增长需要扭转普遍存在的公共部门投资不足现象。从消费拉动型转向投资拉动型增长十分关键，并且应该从公共部门开始。

与此同时，各种政策应兼顾收入分配等社会因素的考量，尤其需要在提供最基本社会保障的前提下，着力维护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与社会价值取向。

中国的应对方略

如果说，未来较长时期，发达经济体会陷入长期停滞的状况，那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妥善应对。

首先，准确评估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平心静气接受新常态，不可急于求成。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以长期停滞为典型特征的新阶段，而中国经济也正步入“结构性减速”通道，这是无法通过短期政策调整来改变的大趋势、大背景。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依靠外需的迅速回升或海量的政府投资将GDP增速拉升到过去的两位数。今后的政策重点应当是在接受7%的中高速增长新平台的前提下，将政策重点从熨平短期波动转向关注激励、竞争、技术进步以及资本形成等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的长期因素，大力实施放松管制的政策体系和激发市场活力的改革举措，通过长期努力，切实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差距。

第二，“新平庸”会使得发达经济体通过各种途径寻求增长新动力，引发全球新变局。一方面，发达经济体要依靠新兴经济体广阔的市场来扩大本国出口，在环保、能源、反恐等方面也需要与新兴经济体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也必将利用在全球游戏规则中占据的有利位势，为本国企业谋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从而获取增长新动力。虽然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平台上已经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发言权，但依旧不能改变旧的全球规则。未来中国需要在全球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更多地发挥主动性、主导性，增强国际话语权。

第三，增加公共投资成为发达经济体走出“新平庸”的重要选择，这将会为中国海外投资提供机遇。鉴于非常规货币政策在解决发达经济体长期停滞问题方面效力有限，直接影响总支出及其结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将会被更多地使用，扩大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投资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可以利用这一契机扩大在发达经济体的海外投资。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特别是在英国等国家的政府积极促进中国对本国投资的情况下，中国应当进一步深化企业“走出去”战略以及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帮助企业适应海外市场规则，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产能，切实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新常态之下的竞争，是一场持久的全球改革竞争和创新竞争。当前世界经济进入了结构调整期和产业转型期，重大的科技创新乃至产业革命正在孕育之中，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正在兴起。这将对中国培育发展新优势和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要将新常态特征之一的“结构性减速”视为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内涵，利用增速减缓压力倒逼结构调整与体制转型，充分利用和培育我国在若干新技术研发领域的优势，主动提升制造业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全面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方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力争比发达经济体更快地适应新常态，完成结构调整，获取全球竞争新优势。中国有句老话：不怕慢就怕站。中国的增速不在于是7%，而在于这个增长是否可持续。美国一百多年保持了3%的年均增长，成为全球最大也是最强的经济体。中国增长若能持续，超越美国就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着眼长远，锐意改革才最为根本。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