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生：党员干部如何密切联系群众（4）

红军长征途中，得到了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报告长征有关情况的时候指出，长征胜利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所到之处都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他说我们每占领一个新的地区，就动员群众没收当地军阀、地主豪绅的财产和存粮。我们把这些财产和粮食分给贫苦百姓，只要有可能，我们所到之处都建立起地方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我们拨出一部分武器组织地方游击队，我们还组织了抗税军等，正是由于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所以我们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并得到红军招募到的志愿兵。所以我们随处可以找到帮助我们搬运辎重的脚夫，到处可以把红军战士安置在老百姓家中。当我们需要粮食时，老百姓会卖给我们，尤其是在四川，这样的情况很多，我们红军常常帮助当地老百姓反抗军阀。我们无法长期待在一个地方，我们要不断前进，晚上来到一个村子，次日早晨就要离开，但是我们仍然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每个红军战士都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以“规定”包含了我们的优良传统，因此我们要求每一个战士都必须遵守。

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援，伟大的红军长征取得了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迎来了全民族抗战。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红军十分重视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所到之处，坚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严格遵守群众纪律，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他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作为长征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

六，得民心者得天下。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日伪军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面对日军高举的屠刀，人民群众宁死也不说出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谁是新四军，谁是抗日游击队员。解放战争时期，沂蒙红嫂用乳汁救活了解放军伤员。获得了土地的农民，以自己的人力、物力支援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交通运输条件非常落后，除东北控制部分铁路外，主要还是靠人力和落后的工具，用肩挑、车推、驴驮、船运等办法，从千里内外将大量的粮食、弹药等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把伤员从前方运往后方医治，这主要是人民群众来承担。

据统计在三大战役中，动员民工累计达到88万余人，人民群众出动大小车辆有141万余辆，担架36万余副，牲畜260余万头，粮食4.25亿公斤。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经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有力地保证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战胜国民党800多万军队，依靠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依靠的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依靠的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靠的是民心。同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因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每次遇到严重挫折和困难时，甚至走到绝境的边缘时，反动派认为共产党快不行时，都是人民群众的支持让党奇迹般地战胜困难和挫折，柳暗花明，实现历史性转折，开创出新局面，并最终取得全国的胜利。

第二个大问题，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由革命党转为一个执政党，如何依然能够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其一，在战争环境下，党的生存取决于群众对党的态度。因为党如果不密切联系群众，不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奋斗，人民群众就不会拼命保护共产党员。执政之后，党掌握着国家机器，从而也就掌握和支配着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源。在某种程度上，群众生活能否得到改善和提高，生产能否顺利发展，都要反过来依赖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依赖于党的各级机关和政府机关的工作态度，依赖于党员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这种依存关系的移位往往成为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

其二，中国封建主义制度有数千年的历史，官本位思想很严重。读书是为了做官、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党执政以后，由于党政领导干部执掌了大量的公共权力，如果缺少制约，官本位思想就会冒头，官僚主义作风就可能蔓延。当注意加强作风建设时，领导干部就会联系群众，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当党风不正的时候，突出官权、蔑视民权、以官为主、以民为仆、以官为本、唯官是从的官本位思想就会泛滥。一些干部官僚主义十足，高高在上，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官本位思想严重的人，只对上，不对下，对待上级如鼠见猫，唯唯诺诺，溜须拍马，对待下级官气十足，横眉竖目。在工作上还多表现为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劳民伤财，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只管领导高兴不高兴，不管群众满意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