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转型（2）

纵观1978年到2002年，中国的外交政策其间虽有小的调整，但总的脉络是韬光养晦。这一方略虽然在特定情境里，在涉及某些国家核心利益问题和民族感情问题上，中国有让步、有屈辱，但它却是中国当时为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大业必须奉行的政策。它是由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国力决定的。这一方略对中国此后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效果。当然，这一时期中国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地实施韬光养晦的外交，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当时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韬光养晦，按照美国学者的解读，就是“hideourcapabilitiesandbideourtime”，即“掩盖自身力量，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这一解读显然是不怀好意的曲解。问题在于，美国人既然担心中国人等待时机，秋后算账，何以袖手旁观，任凭中国坐大？关键在于，中国当时国力弱，不足以对西方构成挑战。美国认为中国不但不构成威胁，反而认为崛起的中国是抗衡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的战略力量。从历史和地缘政治考量，苏联（俄罗斯）才是西方的最大威胁。为了借助中国反制俄国，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美国一直鼓励、支持中国发展、开放以及参与全球化，以期中国既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最终“融入自由国际秩序”。

冷战之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2013年，中国的GDP已达91850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2%左右，而美国GDP为167975亿美元，虽然仍稳居全球第一，但伴随全球化所带来的红利，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迅速崛起，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迅速下降，由1991年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4%左右下降到2013年的20%左右。特别是2008年导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打破了冷战后全球范围内生产与消费的脆弱平衡。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越来越向着深度和广度发展。随着世界经济力量的变化以及经济危机的延展，国际政治格局也处在急剧变化中。世界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建立适应全球化的世界秩序和世界治理机制，成了全球多数国家的强烈诉求。

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开始重新定义自己和中国。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最近发表的特别报告《修订美国对中国的大战略》，再明显不过地暴露了美国决策者的内心世界。该报告认为，中国迅速崛起，且“美国让中国融入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如今已对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产生新的威胁，并且最终可能对美国全球影响力构成重大挑战，华盛顿需要针对中国出台新的大战略，核心是遏制中国影响力的上升，而不是继续协助其崛起”。为此目标，美国精英提出要联合盟国尤其是诸如日本、菲律宾等亚洲盟国，对中国实施遏制。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新冷战信号，如果变为外交政策，它将对中美关系及两国利益，甚至世界格局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不幸的是，大体自2001年起，美国政府即开始逐渐推行围堵中国的政策。小布什入主白宫伊始便公开表示，中美不是朋友和战略伙伴，而是对手。2002年3月，《洛杉矶时报》曝光了一份美国国防部递交给国会的机密报告《核态势评估》，公然把中国与俄罗斯、朝鲜、叙利亚、利比亚等列为未来可能的核打击对象国。2006年9月，普林斯顿大学一批学者在有官方背景的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炮制了一份《铸造法治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即通常讲的《普林斯顿报告》）。该报告声称，“美国及其盟国在二战后所建立的、在冷战期间稳步扩展的国际制度体系，已经破裂”，“美国显然不能再依靠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组织”，为此，美国“必须与其友邦及盟国共同努力，创立一个全球性的‘民主国家共同体’，即一项旨在加强世界自由民主国家安全合作的新制度。这个共同体将使‘民主和平’得以确认并制度化。如果联合国无法进行成功的改革，民主共同体就将为自由民主国家提供一个替代性论坛，以超级多数表决的形式，授权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集体行动”。虽然该报告不主张公开遏制中国，甚至声称“帮助中国在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实现其正当合理的抱负”，但报告中所主张的所谓自由民主国家的合作及集体行动显然主要是对准中俄等国家的。这也促使奥巴马入主白宫不久便宣布美国重返亚洲，并深度介入南中国海、钓鱼岛等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更是在2011年推出一份研究报告，警示美国政府中美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冲突不可避免，并危言耸听地讲：在朝鲜、台湾、网络空间、南中国海、中日关系、中印关系等6个问题上，中美可能冲突并可能引发为战争。

在美国朝野不绝于耳的对中国鞑伐声中，奥巴马开始了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并随即加紧了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尤其是今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频频出手，先是重申“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又与日本签署《新合作防卫指针》。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极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