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转型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及同年10月出访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石激起千层浪。习主席倡议甫一提出即引起全球学者、政要及各路商家的广泛关注。“一带一路”战略基于何种背景、动机，欲达到何种目标，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于人们身份、背景的不同，也由于个人的认知差异、价值诉求和利益导向的差异，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和评价至今达不成共识。在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看来，对“一带一路”战略，国际社会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亚、西亚及南亚各国，由于它们基础设施落后，资金严重不足，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所以对“一带一路”战略总体持支持态度；二是现有世界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诸如美国和日本，对“一带一路”战略发自内心的厌恶和百般抗拒；三是一些国家既想分享“一带一路”战略可能的好处，又畏惧美、日压力，以及担忧“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某些不确定性，因而持怀疑、观望态度。

如何顺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减少推进过程中不必要的摩擦、冲突甚至对抗，使中间力量放下包袱，反对力量消除敌意，关键是我们必须将“一带一路”战略的总体构想、基本原则、目标模式等问题向国际社会进行深度解读和广泛宣传。

中国崛起引发美国遏制战略

就2015年3月28日我国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内容来看，笔者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及中国综合国力和改革开放水平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背景下，中国新一届政府审时度势，以新的视野、新的理念应对变化，从而“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国际合作的全球安全战略。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一战略是在遵守现有国际秩序准则，发挥现有世界治理机制及利用多重国际合作机制的前提下，“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各个国际行为主体、经济组织和平合作、相向而行，从而实现“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目标建构。显然，这一战略有中国新一届政府改变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提升改革开放水平的具体考量，但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则凸显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型。

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利益关系。无论何时何地，外交都是服务于国内政策的。改革开放迄今，基于国内经济发展的考量，中国的对外政策微观调整不断，但总体战略却变化不多。

大体而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二代领导集体和第三代领导集体执政时期为一个阶段，十六大之后的一届领导集体执政开始到今天为第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世界格局处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全球化水平不高，东西方对抗尚未消解。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改革开放的水平都比较低。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国际风云变幻的1989年，中国的GDP仅有3439.7亿美元，大致是美国的1/16，日本的1/9。苏联解体，也就是冷战格局结束的1991年，中国的GDP只有3794.7亿美元，而同期美国的GDP为61740亿美元，日本的为35368亿美元，衰退中的俄罗斯GDP为5093.8亿美元。冷战格局瓦解后的2003年，中国的GDP也仅占全球GDP的3.8%，而同期美国GDP占全球28%。所以，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中国都有求于西方，尤其是美日这样的大国，中国因而处在一种被动服从国际秩序的状态。这样，为了减少摩擦，避免与大国冲突，我们只能避其锋芒，委曲求全。面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邓小平在冷战格局瓦解之初告诫国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抓住机遇、有所作为。”邓小平高屋建瓴，仅用32个字即描绘了当时中国政府处理国际国内问题的方略。邓小平这一方略表现在外交上就是韬光养晦，不与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正面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