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位素餐为什么是典型的吏治腐败

7月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务院重大政策措施落实重点督查情况汇报，对落实不力的坚决处置整改等工作。针对11个督查组的汇报，李克强总理指出，督查中发现的沉淀资金、闲置土地，该收回的就要收回，该处理的就要处理；对国务院政策执行不力的要通报批评；对明显不作为的，更要严肃问责处理。总理说强调，“尸位素餐、无所作为是典型的吏治腐败，这样的干部应该追责！”（《京华时报》7月9日）

去年10月，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上这样指出，“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他强调，对那些“混日子”、“不作为”、“得过且过”的行为要严厉问责。对同一个问题的两次明确表态，一方面说明尸位素餐、不作为等现象还很突出，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个问题显然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还需要不断地重申和提醒。

在其位谋其职，这是对公职人员最基本的行政伦理要求。尸位素餐、无所作为，简单来说是就是在其位不谋其职，在其岗不负其责，既影响了行政效率，又浪费了公共资源，最终会损害到公共利益。所谓腐败，本质上说是以权谋私，损公肥私，那么如果说贪污受贿是一种主动型的腐败，尸位素餐就是一种被动型、消极型的腐败，两者产生的不良后果是一致的。

尸位素餐之所以被称为典型的吏治腐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会对行政体系内部产生一种负面效应。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会议中所指出的，“缓作为没事，反而快作为为缓作为买单；不作为没事，反而有作为可能替没作为买单”——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在这样一种反而激励机制之下，实干型、改革型的官员往往会因为出错的概率较大，而容易受到排挤和苛责，而尸位素餐者却相对保险。长此以往，不作为、缓作为就会成为一种官场潜规则，甚至是一种行政常态。

这种隐性腐败的危害性，一点不亚于官员贪污受贿。比如有些地方，表面上取消了一些审批事项，但前置审批居然大幅增加，这种被总理怒斥为“玩弄文字游戏”的作为，既影响了办事效率，事实上也是对中央简政放权政策的一种软抵抗，阻碍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再比如，在高压反腐的语境下，很多行政开支和福利大幅缩水，一些官员便觉得受了委屈，表面上不敢反对，私下里却以消极工作来对抗。

最重要的一点是，无法形成良性的用人机制和用人导向，无能无为者在这种环境下更容易生存，反而是有能有为者动辄得咎，处处受制。由于缺乏有针对性的制度举措，对于尸位素餐者很难实行有效的问责。现实而言，有多少官员因为懒政和不作为而被问责？又有多少碌碌无为之辈获得升迁？

既然把尸位素餐提升到“典型的吏治腐败”的高度，并对这样的干部严厉问责，那么就应该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官员选任的重要规定——《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明确“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这是我国关于用人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其目的就在于解决干部“能下”的问题。对于某些尸位素餐、无所作为的官员来说，这无异于是敲响了警钟。但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用人制度的一项纲领性的文件，它的意义更多在于传达一种信号和导向，其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还有赖于进一步的制度推进和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