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核心力量（2）

援助弱小国家抗日

中国一直以支持周边国家的抗日斗争为己任。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开始大力扶助朝鲜抗日力量。1942年12月，国民政府通过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不但给予经济支持和政治声援，帮助整合各派抗战力量，还将其武装——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编入中国军队序列作战。中国共产党也支持金日成在中国东北创建了祖国光复会和朝鲜人民革命军。

越南的抗日力量也是以中国为基地发展壮大的。1942年3月，中国拟定了《对越策动计划大纲》，指导越南各派民族力量成立了越南革命同盟会。越南革命家黄文欢回忆，我们的同志“一面参加中国老百姓的抗日活动，一面在（越）高平省边区附近发展革命力量”。1944年8月，“越盟”领导人胡志明在中国的支持下回到越南，开创了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1942年4月，中国提出“还要担负起保卫缅甸的任务”。为配合中国远征军作战，中国选派专人赴缅，建立敌后组织机构和工作据点。1943年，缅甸“我缅人协会”领导人德钦登佩访华后，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带回国，该书后来在缅甸共产党和“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干部中广泛流传，促进了缅甸人民的抗日斗争。

更为难得的是，中国还引导海外侨胞参加所在国的抗日斗争。1942年在中英两方共同指导下，在印度组建了华侨抗日武装“136部队”。从1943年5月到1945年9月，“136部队”先后20次派员潜入马来亚敌占区搜集情报，为盟军制订对日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1942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成立的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以新四军和八路军为榜样，也称“第48支队”，在3年多的战争中，作战260余次，歼敌202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940余支，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支持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殖民主义侵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认为，如果“单独顾到本身的自由平等……不管旁的弱小民族……那就完全违反我们的民族主义”。1943年9月，中国将外交政策目标确定为对内恢复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对外辅助亚洲各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更加积极地为东方被压迫民族代言。

早在1941年8月，美国和英国发布的《大西洋宪章》首次提出了民族自决原则，中国表示积极拥护，但同时指出，宪章只提到了摧毁纳粹暴政，却“未提日本之名”。中国强调：大西洋宪章，特别是解除各侵略国武装和民族自决等原则，应适用于全世界；日本领土以1894年之前的范围为准；各民族各种族平等。1942年3月，中国呼吁盟国承认印度、越南、韩国及菲律宾的独立。这些举动，反映了中国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解放的坚定立场，极大地鼓舞了各国的独立运动。

中国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坚持亚洲的独立解放。中国坚持将“使朝鲜自由独立”写进《开罗宣言》，为其获取了正式的国际法保证。在中国的努力下，中美达成了战后共同协助越南和泰国独立的共识，罗斯福还提出，英国在印度应该满足于它的特惠经济地位，必须给印度人民以政治独立。这极大地促进了亚洲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

中国还力促将民族自决原则列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在1945年4—6月的旧金山制宪会议上，美、英提出托管的目的为“自治”，法国提案则根本未涉及殖民地独立问题。中国提出，“代管领土之目的在于改善被代管领土之人民经济教育状况，促进其社会福利，并扶助其完成自治或独立”，从而废除殖民制度。中国提案遭到了美、英、法、澳、南非等国的强烈反对，但中国“态度异常坚决”，形成“与英美尖锐之对立”。会后协商中，美国代表提出，如果中国同意美英等国的意见，可以在托管理事会给中国一个永久性席位。但中国表示并不想在这一问题上为自己谋取任何特殊好处，而是衷心希望把民族独立包括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中。在中国的坚持以及苏联和广大中小国家的支持下，民族自决被列为联合国的宗旨。中国成为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前途的象征和希望的源泉”。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坚定抗日、扶助弱小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反法西斯盟国的承认和东方各国、各民族的尊重与拥戴。正如1939年缅甸访华团团长吴巴伦指出的，中国的抗战“为东方和平独立神圣伟大之工作”，中国“所负使命，有如合众国之在美，苏联之在欧”。中国当之无愧地成为亚洲抗日斗争的中心和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坚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