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道路和前途的四种“主义”辨析 （2）

二、指支为主：“国家资本主义”论

2008年以来，西方出现了一种新的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点，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论的代表作是2009年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的文章，以及2012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特别报道。

美刊文章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国家主导市场以获取政治利益的经济体制，有四个重要角色：国家石油公司、国有企业、私营国家龙头企业，以及主权财富基金；在经过了20世纪几次机遇带来的发展后，已经形成了对自由资本主义体制的严峻挑战。美刊文章将中俄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并看衰两国的发展前景：“从长远来看，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很可能被证明是有限的，尤其是在它不能给其两大主要实践者提供一种有效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情况下。”[12]17英刊文章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整合了国家力量与资本力量，其“看得见的威权之手”将威胁甚至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英刊文章也将中国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断言“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声称世界上最成功的大经济体属于它的阵营”。[13]3按照英美刊物的看法，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将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失败。

国家资本主义，顾名思义，是受国家政权影响的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有两个要点：首先是资本主义，其次是国家影响。如果不是资本主义，即使是国家影响的企业，那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如果是资本主义，那还要看影响它的国家是什么性质：如果国家是资本主义性质，那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如果国家是社会主义性质，那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列宁特别强调后一种差别，即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服务对象，不应一概加以反对。他在论证新经济政策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时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14]670斯大林则强调了前一种差别，即国家资本主义首先是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斯大林认为，国营企业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这种企业中不存在两个阶级，只存在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它通过自己的国家来掌握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它不受剥削”。[15]252这一分析，说明了国有企业不一定是国家资本主义，还可以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而“国家资本主义”论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先一般地将国有企业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进而再将中国的国有企业硬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国家作为所有者代表着工人阶级，劳动者本身也属于工人阶级，不存在两个社会集团的矛盾，即使面向市场生产，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国家资本主义”论的本质问题，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次要成分当作主要成分，化支流为主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实利用了国家资本主义，但这只是第二位的经济成分，并且受到第一位的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的利用和制约。相比起小生产和不受国家监督的非公有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进步。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范围，使其或者与公有制以股份制的方式融合生长，或者受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制约，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列宁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知识面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6]77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也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原因就在于非公有制经济不但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

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源于列宁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列宁谈到国家资本主义时曾说：“作为新经济政策要素之一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有意识准许而又加以限制的一种资本主义。”[17]290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是有意识地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也指出：“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18]291毛泽东甚至认为苏联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还不够，造成了长时间的物资短缺，而中国则应更多地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9]17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自觉地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发展自己的一种方法。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排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之后的第二位的经济成分，并不会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国家资本主义”论将作为支流的国家资本主义化为主流，并将源头上溯至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另一种无源无流的“主义”。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和“国家资本主义”论，其共性是都在中国社会性质判断这一实然问题上犯了错误。那么，中国改革的应然问题，即中国应该坚持哪种社会主义，需要进一步做出辨析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