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忆母亲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不少事在脑际翻滚，其中就有我母亲的形象。

我是1957年参加全国高考的，那年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母亲》。我这个人，政治上不敏感，不像有些同学写“祖国就是我的母亲”，也不像有的同学杜撰自己的母亲是“地下斗争的英雄”、“游击队长”，我只会老老实实写自己的母亲，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一个里弄生产组的缝纫工。除了写些她的勤俭、善良之外，还有什么好发挥的呢？交了卷不免有些怅然。

回家后把这事跟母亲说了，语气中不免有些抱怨。谁知她听了后半开玩笑地说：“你妈妈我也不是一般人，抗战中我也立过功。不信问你爷爷去。”

我真从爷爷那里了解了这件事的原委：爷爷过之翰是冯玉祥将军的部下，任过他的军需处长和财务处长。后来，西北军交给了宋哲元，爷爷又担任了宋部29军财务方面的负责人。不仅爷爷，伯父和父亲也都入了29军。伯父过家芳在喜峰口战役中还用大刀砍死了敌酋，缴获了日寇的文件，一时传为美谈，他当时是位副营长。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29军撤至河北、湖北，我们一家人也同其他高级军官的眷属一起被安置到天津租界。1939年春天，部队派人来，找到了在部队、香港和天津之间奔波的祖父，原来29军的大宗薪饷存在北京一所外国银行的保险箱里，撤退时未及取出。现前方急需钱财，但沦陷后日方对外国银行管制得很严，出入都要经过严格审查。部队来的人不便去取，最好能找其他合适又可靠的人选。

这时母亲已怀了我近五个月了，得知这一消息后，竟然自告奋勇，愿意承担这一任务。经过祖父母的策划，母亲就挺着大肚子，带着不到4岁的姐姐，以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形象去了北京。经埋伏在那里的人员的安排，母亲先后两次顺利地闯过了审查的关口，终于把大宗资金分批取了出来，胜利完成任务。母亲说，关键是那些绝密的证件，查出来就不得了，有幸祖母给母亲缝了双双底的袜子，把证件藏在袜底的夹层中，终于没有发现。

我听了后很激动，便问她：“不怕吗？”她回答说：“那怕啥？又不是干坏事。”自此，我对母亲多了几分敬重。“文革”中，抄家掘地三尺，从此过起了惊弓之鸟的日子。心里暗自庆幸没把这事记下来张扬出去，否则，不是同“国民党不抗日”唱反调吗？

改革开放以后，两岸恢复了往来。当年投笔从戎、现在台湾已是将军的二舅黄懋韬返乡探亲，在上海与母亲聚会时，不意间竟聊起了这件事。原来，他当年去台前母亲曾跟他提起过。上世纪90年代中期，舅舅邀请母亲访台，本来我当陪同的，但临行前未获批准，年近八旬的母亲便只身前往。在台湾，舅舅陪他周游全岛，不少地方的原安徽籍或老西北军的军界人士都设宴热情款待。席中，舅舅每每重提旧事，母亲也即兴发表了缅怀抗日岁月、渴盼两岸早日统一的坦诚讲话，体现了“血浓于水”的深情。后来，舅舅在台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飞鸿飘絮集》，其中有一节专门提及此事，并给予母亲高度评价，认为一位普通妇女不图名利、不计嘉奖，视履险爱国为寻常事，实在反映了我民族大义的根基。

又有许多年过去了，母亲和舅舅也先后作了古。有时忆及此事感到愧疚，舅舅在台湾能对母亲虔诚褒奖，我却为什么始终不把这事公诸于世呢？如今已是抗战胜利的第70个年头了，我想，把这件事写下来，倒不只是为了纪念像我母亲这样的众多的为抗日作出奉献甚至牺牲的同胞，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广大年轻的朋友们知道，爱国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基因，它曾体现在我们亿万华夏子孙的身心中。今后，我们不仅不应淡化它、遗忘它，更应加倍地发扬它、焕发它，以使我们伟大的民族复兴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