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日故事

我的抗日故事

——访天津抗日杀奸团成员刘永康

摘要:刘永康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那一年,他刚刚17岁,正值青春年华。抗日杀奸团是一个1938——1940年期间活跃在平津两地的抗日组织。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其最初成员,几乎都来自平津几所著名的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学校。

编者按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0多年前,在天津地区,无数仁人志士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抗战壮歌。今天《天津日报·新河西》推出特别纪念栏目《讲述·抗日故事》,让参加过抗日的老前辈,为读者讲述他们当年抗击日寇的故事,以牢记抗战胜利的来之不易。

不久前,我采访了天津抗日杀奸团成员刘永康。老人今年94岁,精神矍铄,向我们讲述了77年前抗日杀奸团两次火烧电影院的往事。

刘永康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那一年,他刚刚17岁,正值青春年华。抗日杀奸团是一个1938——1940年期间活跃在平津两地的抗日组织。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其最初成员,几乎都来自平津几所著名的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学校。

刘永康老人说,1938年春天,抗团得到一个情报,日伪当局准备要没收美籍俄国人开设的光陆电影院,改归日商华北影片公司经营。抗团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决定先下手为强,要火烧光陆影院。这是抗团第一次较大的行动。当时由抗团骨干、中日中学学生孙大成制造成功两枚定时燃烧弹,由南开中学学生沈栋、祝宗梁和一位女团员吕乃璞利用看电影的时机,把其中一枚定时燃烧弹放置在电影院靠近银幕的地方,燃烧弹爆炸后整个影院一片混乱,人们纷纷逃生,最后影院变成了一片废墟,被迫停业。这次行动为他之后参与爆破中原公司电影院的任务积累了经验。

回忆起当时的往事,刘永康说:“日寇侵略我们的国家,前线在打仗,这里的一些人还在花天酒地,歌舞升平,我们的行动就是要告诉大家,没有国家的保护,人们就是亡国奴,希望不在前线的人能够行动起来,抵抗日寇,营造全民抗战的氛围。”

1939年,刘永康作为主攻手,参与爆破中原公司电影院的任务,这次任务由他带领圣功女中吴玉顺、广东女中祝友茕、志达中学李家淦完成。初冬的一天上午11点来钟,刘永康穿着一身日本式的学生装,悠闲地进了中原公司四楼影院,跟着两位女同学手挽着手,祝友茕还带着一兜苹果,慢条斯理地进了场,负责观察情况的李家淦坐在了最后排。刘永康坐定之后,示意吴玉顺、祝友茕选择靠近太平门的座位挪过去。他稳稳神,从祝友茕带来的书包里拿出一个苹果狠狠地咬了两口,同时把隐藏在苹果下面的定时炸弹裸露出来。吴玉顺、祝友茕本是分坐在刘永康的两旁,现在随即向中间靠拢,掩护着刘永康,紧张而又警惕地环视着周边的动静,刘永康先是把炸弹取出,之后设置好开关,火焰燃起。顿时整个影院里的观众纷纷拥向影院的两个太平门。刘永康与吴玉顺、祝友茕在炸弹刚一爆炸的时刻,由于气浪的冲击被甩出了座位,倒在了地上。他们不顾脸上、手上的烧伤,互相搀扶着,随着惊慌失措的人群,混出了门口。回头望去,火仍然在燃烧。

当时他们因心里紧张没有觉得什么,等到跑出来走在街上,经风一吹,感觉到脸和手像有如针扎那样疼痛难忍,再一看每个人的脸和手都起了水疱而肿胀起来。他们不敢怠慢,三步两步穿过南市,匆匆来到南门外大街的妇婴医院。祝友茕父母和这家医院的丁懋英院长比较熟识,很容易找到院长,谎说在学校化验室做试验时不小心被烧伤了,丁院长也就允许他们暂先住院治疗。而刘永康却因为放心不下国泰电影院那一组的情况,只按外伤搽了一些药,把手包扎了一下,急忙赶回了法租界。

这次任务之后,日寇特务封锁了现场,抗团的五位壮士及树德小学女校长被捕。敌人根据学校学生学籍查到的家庭住址,派出多名特务在刘永康的家里“蹲坑”,逼得刘永康不能也不敢再回家。此后刘永康居无定所,不时地更换住处。1940年大年初一,刘永康带着复仇雪恨、继续战斗的决心悄悄离开了天津,开始了北平抗日杀奸团的战斗生活。

人物档案:

刘永康1937年7月从南开中学初中毕业,10月29日日军的飞机轰炸了南开中学,刘永康下定决心要报仇雪恨。暑假后他考上了爱国教育家罗光道任校长的广东中学高中,1938年初经耀华中学学友介绍参加了天津抗日杀奸团。

责任编辑:刘佳星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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