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诚报国写春秋（2）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枢纽。作为张学良的朋友和幕僚，阎宝航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一直为人们所称道。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多次向张学良陈述抗日救亡、收复东北的愿望和要求。他还同东北爱国人士联名致函张学良，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1936年11月14日，阎宝航在西安同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等东北爱国人士谒见张学良，进行了6小时长谈。张学良明确表示不再参加打内战，实现联共抗日。20多天后，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扣。阎宝航不顾个人安危，为张学良获释奔走呼号。他4次前往奉化，请求蒋介石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在此前后，阎宝航受周恩来委托到平津地区做了大量稳定东北军、政、商、学各界人士情绪的工作。阎宝航为西安事变的解决和事变后实现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9月，阎宝航由周恩来和刘澜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秘密党员，阎宝航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发挥了非凡的社会活动家的才能和智慧，作出了一般人做不到的贡献。

全国抗战爆发后，阎宝航活跃在武汉、南京和重庆的政治舞台。在南京，他任宋美龄主办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总干事；在武汉会战期间，他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后来，他又任重庆市第一委员会设计委员、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及重庆空袭救济委员会抚济组组长。另外，他还在大同银行、大明公司担任要职，是中苏友协等民间团体的理事。阎宝航在这些岗位上，竭尽全力，关心人民疾苦，从事民众福利工作，积极募捐救助伤兵。1941年日军飞机疯狂轰炸重庆期间，为抢救遇难民众，阎宝航接连几个昼夜奔波忙碌。

阎宝航坚持抗日救国斗争，始终不渝地为收复东北事业尽心尽力。作为东北救亡总会的主要领导人，阎宝航身体力行毛泽东关于“把抗战进行到底，打到鸭绿江边”的指示，领导东北救亡总会大力宣传抗战到底，号召东北同乡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打回老家去。他从做好上层人士统一战线工作入手，沟通东北军与国民党的关系，接济东北籍中下层人士，救助大批东北难胞。1939年，阎宝航将在重庆的不同党派的50余人召集在一起，共商抗日大计。1942年5月，东北救亡总会被国民党取缔后，阎宝航千方百计在经济上积极支持总会刊物《反攻》出版发行，直到抗战胜利。阎宝航根据党的指示，利用东北救亡总会的合法名义进行募捐。他从基督教教友上海海关总监督丁贵堂处一次就募到1万元捐款，并按照叶剑英的吩咐，将大部分经费交给中共代表团，缓解了代表团及其领导下的各救亡团体活动经费短绌的困难。

阎宝航有过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和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经历，注意同政界、商界、文化界和抗日民众团体各方面人士联络，广交朋友，取得了明显成效。他利用合法身份开展统战工作，尽力团结和影响国民党人士，把许多民主人士争取到党的周围。阎宝航还积极掩护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他的家是中共地下党和东北救亡总会活动的重要场所。周恩来经常在阎家二楼小客厅或顶楼召开会议，布置工作。董必武、叶剑英也都在此召集过重要会议。这里还是中共代表团同东北人士会面的联络点。阎宝航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掩护和救助过许多抗日人士，尽管生活艰苦，他总是尽可能地接济和帮助别人，甚至他的家也成为革命者的栖身处和庇护所。他们寄居在阎宝航家里，生活上得到照顾，精神上得到慰藉。1937年，共产党员陈同生出狱后，被周恩来安排到阎家养伤，两个月后痊愈，重新投入新的战斗。正因为如此，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阎宝航的家一直被赞誉为“阎家老店”。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阎宝航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反法西斯战争收集到许多重要情报。迫于德、日法西斯双向夹击的严重威胁，苏联方面急于了解日军动向，共产国际、苏共希望中共能介绍中共党员帮助他们搜集情报。周恩来同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等认为阎宝航最适合做这方面工作。阎宝航擅交朋友，博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孙科、宋庆龄、何香凝、邵力子、冯玉祥的好感，他因此经常周旋于陈诚、宋子文、陈立夫、戴笠、徐恩曾等国民党党、政、军、情等系统的要员之间。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找阎宝航谈话，布置任务，并组织了以阎宝航为首的情报小组。阎宝航深知，这是一份高度危险的工作。他后来说：“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做了种种准备。首先认识到这个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必要时准备牺牲，并且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