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科学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出席第16届大会的中国大陆史学家代表团合影。资料照片

2015年8月23日，一场历史学家的盛会将于中国的泉城济南举行。85个国家和地区、2615名中外历史学者，使得这场当今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素有“史学奥林匹克”之誉的盛会——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注定载入史册，而首次在非欧美国家举办更赋予它与众不同的意蕴与使命。

其实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创办伊始，中国学者就从遥远的东方投来关注的凝望，但“顾吾国竟无一人往焉”。从无缘参与的喟叹到胡适孤身一人代表中国参会，从派代表团定期参会到作为东道主主办盛会，岁月的年轮铭记了一代代学人为之魂牵梦绕、倾力拼搏的印记，也见证了中国史学话语走向世界的征程。

“唯学不如人，斯乃大耻”

1905年，著名报人和教育家黄节在《黄史》“总序”中提及1908年将在德国召开“柏林史学大会”，留下了中国学人关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最早记载。

1923年3月，第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召开前夕，一篇专门介绍大会及其历史的文章引发了人们的好奇与关注。此时此刻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战火连天的乱局之中，作者只能望洋兴叹：“各国学者必将联袂偕来，讨论学术，互显国史……返观我国，学术消沈，历史学者至今犹无团体之组织，恐届时终不能有代表出席，以各国绩学之士相见也。”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典籍丰富的文明古国，又是一个具有治史和修史传统的国度，自古以来史家辈出，史著如林。然而近代以来，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现实使得当时一批硕学鸿儒无用武之地，痛感报国无门。正如当时还是一名青年学生的史学家向达所言：“此次大会，自以欧美诸国为其主干，而我邻邦日本亦有代表，参与其间……顾吾国竟无一人往焉！窃尝谓一国万事零队，都不足悲，唯学不如人，斯乃大耻。”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为历史悠久、史学发达之国家，自有加入之必要”成为中国历史学人的共识，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活动、加入国际历史学会成为前辈史家的奋斗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对这段往事铭记在心。

但是，中国迈向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步履却异常艰难。1938年8月28日，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瑞士苏黎世召开，45个国家约900名史学家到会。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国际同行面前。当时正在美国的胡适孤身一人代表中国参会，并作了发言。

“中国第一次参会，正值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此这一举动除了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外，更带有学术救国的深沉的历史责任与担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秘书长王建朗指出，正如会前傅斯年所强调的：“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也正因为如此，胡适对于此行无比坚定：“Zurich（苏黎世），我必须一去！”

“胡适之行是解放前中国学者唯一的参会行动。此后虽然新中国成立不久便正式组建了中国史学会，大家对大会给予极大关注，对会议情况进行了不少报道，但受限于国内外环境，此后仍一再与国际历史大会失之交臂。”中国史学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蓝对此感慨不已。

改革开放带来了学术成长的春天，也打开了中外学术交流的大门。1980年8月10日，当中国代表团作为观察员出席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全场与会者起立鼓掌，整个会场响起了‘中国！中国！’的欢呼声，情景十分感人！”长期关注这一问题的《中国历史评论》主编、山东大学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专家咨询组组长王育济动情地告诉记者。

此后的一切便顺理成章了：1982年9月，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在巴黎举行执行局会议，正式接纳我国史学家组织为国际史学会新成员；1985年8月25日至9月1日，以刘大年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一行20人以正式身份参加了斯图加特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从此，每届大会中国都组团参加，中国史学家的身影活跃于“史学奥林匹克”舞台。

世纪之交，伴随国家发展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走出去战略，争取在中国办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成为我们新的追求。张海鹏告诉记者：“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做出了很多努力，也经历了申请失败的挫折。直到2010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经大会陈述、执行委员会投票等程序，我们的申办最终获得成功！”回想起其间的漫长过程和当时的情景，亲历投票的张海鹏依然难掩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