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西斯罪行事实揭露之敌人对我根据地之经济破坏

日本法西斯罪行事实揭露之敌人对我根据地之经济破坏

摘要:敌人对我根据地之破坏,穷凶极恶,除在大“扫荡”中企图摧毁我根据地人民的生存条件,使我全体根据地军民冻饿而死外,还有许多破坏方法。

敌人对我根据地之破坏,穷凶极恶,除在大“扫荡”中企图摧毁我根据地人民的生存条件,使我全体根据地军民冻饿而死外,还有许多破坏方法。兹列举其较大者如下:

制造灾荒:

美记者拍河南大饥荒 饥民啃树皮

美记者拍河南大饥荒 饥民啃树皮

日本法西斯有计划制造灾荒,已非一次。远者如一九三九年河北平原的大水灾,乃由于敌人掘破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沙河等河的堤防,造成空前水灾。以时间论,此次水灾自七月起至十月中,绵延四个多月;以地域论,冀中区(共三十九县)被灾者达三十余县,被灾面积153 852顷,被灾村庄6 725个;冀南区被灾亦达三十余县,被冲三千余村,被灾面积55 096顷。以人口计,冀中灾民达1 912 800人;冀南区直接间接被灾难民2 500 000人以上,入春陷于饥饿者尚有250 000人。难民被迫以麦苗、棉花子、糠、野草充饥。生命财产之损失无法统计。该地政府与军队实行赈济,着手治河挖渠,调济粮食,发动移民,以工代赈,渡过了严重灾荒。以上乃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无庸赘述。    

又如一九四四年之河南大蝗灾。在我根据地,经全体军民抢救突击,太行区达到了肃清蝗虫。河南林县以北地区未收复时,敌人不叫人民打蝗,使河南三十几县田禾受严重损失,济源、孟县、沁阳、温县这些地区及平汉路两侧,一片荒芜,赤地千里,高达六尺的黄蒿,从田野长到村中,人民草根树皮吃尽,弄得互吃人肉。太行区自三月至六月,努力剿蝗,刚大功告成,宣告肃清,八月中旬,敌人又驱来大批飞蝗,情形严重,超过今夏,广及十余县,少则一股,多则三股,每股占面积十至七八十方里不等。经我军民全体动员剿除,始将该蝗消灭。    

破坏生产:

凡春耕时,敌必发动“扫荡”,破坏春耕,名日“春耕扫荡”:凡秋收时,敌必发动“扫荡”,破坏秋收并抢粮,名日“抢粮扫荡”。这是一贯如此的。自一九四三年敌对晋察冀“毁灭扫荡”后,手段更为毒辣,着重在抢掠耕牛、破坏农具,使人民无法从事生产。“扫荡”以后,许多村庄耕牛、农具,种籽被抢光,若不是政府救济,势须(必)坐以待毙。一九四四年一月,敌寇计划在山东全省强征“收买”耕牛一百万头,掠夺机关为伪“山东牲畜运销合作社”。这一计划,虽被我军打破,然可看到敌人之毒辣。一九四四年春耕时,临沭敌人即四出抢牲口。又一九四四年五月间,晋西北五寨敌,派大批密探到根据地,企图抢走全部牲口,民兵提出“保卫耕牛”的口号,到处袭击敌人,夺回耕牛。其他对农具之破坏,更无法统计。

抢毁粮食:

敌之抢粮与我之护粮,是个严重的斗争。以晋察冀四分区为例,该分区为边区之粮食,产麦甚富,一九四四年,敌计划在该区抢麦三千五百二十吨,单行唐一县,就要抢1080吨。多半在半夜分路包围村庄,警戒派在村沿,沿家搜索。有时假意撤退,等村民都放心回来时,突然回头,找地洞挖粮窟。或以骑兵远袭,各村来回搜查,造成恐怖与混乱。这种抢粮,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且规模相当大,如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太行区辽县敌于十七日于黄土川抢去粮五十石,牛三十五头,驴五头;十八日又在南梁铺一带抢去粮食二百七十多石,牛驴二十头;二十五日,和顺敌带驴子三百头到和顺西抢粮。一九四四年二月,绥远西部游击区,以载重汽车及骑兵大批抢粮,对在场未打,不及载走的禾谷,就付之一炬。冀中区也发生敌人烧毁大批已熟麦禾,未割即成灰烬。类此事实几乎在每县每区每村都有,不胜枚举。如太岳区晋城敌人,于一九四四年旧历正月初,一月出发抢粮五次,一次比一次抢得多。第五次,到三潘河、瓮山一带,抢去一百四十余石。晋察冀四分区的贾木护麦战(一九四四年七月)中,上下庄的老乡,因麦子被敌抢去,无以为生,想跳井自杀,幸我军夺回粮食,如数交还老乡,才救了他。四分区群众,特别是麦主,敌人常将他抓去,勒令用麦子赎取。其他如河北平原地区,也通行此种绑票行为。如一九四三年十月,敌在冀中的任丘、高阳两县,扣押了当地人民一万七干人,当地居民缴了大批粮食,赎回了一万五千多,其余二干,没粮食去赎,就陷入了可悲的命运——送命。    

抓捕壮丁:

日本法西斯强盗复活了奴隶制度,在根据地及游击区大批抓丁,抓去以后,即作为奴隶,或当炮灰,或当苦力。抓丁计划,甚为庞大,一九四四年十月,山东区缴获了敌济南陆军联络部“战时重要紧急动员对策”之密令,得悉:敌企图自一九四四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在华北各地抓捕壮丁二十万,(山东十万,河北八万,其他二万),驱使壮丁至日本及伪满作工。现已由日本军、日本大使馆、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关全体动员,并直接指示伪“新民会”、伪“华北劳工协会”开始进行。

山东隋形,如日照郯城等地,一九四四年一月已经第三期抓丁,在敌占区普遍登记,不登记不“配给”洋火;在解放区的边缘区,则于拂晓包围村庄,抓捕拉捆。有的就地编伪军,有的送往南京。山西敌抓丁,则用“急进建设团”名义,成立“干备队”,欺骗青年去“受训”。一到太原,就当了兵或当了苦力。伪山西省公署成立“征集委员会”。凡十八岁至二十五岁青年,皆须登记,分批征调。另外,在冀南十三县也大批抓丁。华中如安徽无为民众,六十余人上街去“领盐”,全部被捉;铜陵伪大队长以派夫为名,捉去一千余人。其他办法,如太行区昔东冶头敌于一九四四年旧历新年乔装八路军,奔袭南百岩、小东峪,俘去平民五十余,押回凤居据点,要把他们活埋,幸被八路军解救。又有于集上突然围捕,于大路上乱抓,伪称“开会”,召集居民载上汽车开走,不一而足。抓走壮丁,一是补充伪军,一是送南洋充当“工兵”,一是送人矿场做苦役,也有被当肉靶做为训练新兵刺杀用的。被捕者有反抗,即杀头、剥皮或喂了洋狗。   

——摘自宣讲家网《八路军总政治部控诉敌寇暴行材料(1945年)》

责任编辑:李丹华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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