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总政治部控诉敌寇暴行材料（1945年）（6）

敌人用尽了一切血腥的办法来发泄它那残酷的兽性，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恐怖与悲惨的场面。那几天，各村活埋了的已有六十二人之多。各村口的人坑里，都填满了尸首。到处可以听到哭叫的声音。有一天，敌人要活埋陈庄的一个伪村长，当时他的家属和许多群众，一起都跳到人坑里去，哭喊着“我们一起死吧！”良村的伪甲长听见敌人通知要到他村里来“示范”，把妻子推下井去，自己也上吊了。还有许多老百姓自杀了。恐怖的空气更迅速的扩展了起来。敌人的“联庄”也就在这血腥的恐怖中宣告“成立”，并且很快从旧城向四周蔓延。’到十二月初，整个高阳与任丘两县以旧城和边渡口为中心，逐渐都轮到了。敌寇这种血腥的“突击”地区圈外，列为“特别匪区”，那是准备进行新的“清剿”“扫荡”的地区。敌人着重在“实验区”进行“联防突击示范”，它的口号是实行“淘水战术”，因为它认定了“八路军光打不行，不淘水就打不到鱼”。因此他要向群众“突击”，以极端恐怖的手段企图使群众与八路军分离，造成一个“绝缘体”。

任丘、高阳的许多村庄，在敌人的突击之后，几乎变成了坟场。高阳南龙化全村被拆毁了十分之八的房屋。任丘西八方全村被烧掉房子二千八百间。许多人被活埋，许多人自杀，许多村连鸡狗都杀光。任丘某村一个老太婆还剩下两个老母鸡，因为不甘心为敌人杀光，索性自己杀掉吃了。老百姓所遭到的痛苦是不堪言状的，特别在旧城周围，敌人已经建立了“联庄”的村庄里，老百姓晚上睡觉都不能脱衣服，白天不能吃饭，每天晚上总有五次被迫跑步到旧城去集合，去得晚了，头上没有汗珠子，就得挨到敌人的毒打。各村每二小时要向旧城送一次情报，因此路上络绎不绝，都是跑来跑去送情报的人，老百姓实在没有一刻能够安生。村里人一见到抗日的干部，就不禁放声大哭起来了。青年们不愿遭受敌人的屠杀，纷纷向外逃跑。某村有一个青年要逃跑，他的父亲抱住他痛哭的说：“你跑了就没有爹了”。那青年含泪答道：“我要是在家，你就没有儿子了”。父子们终于抱头大哭：“难道全家都等死吗？”在敌人的屠杀之下，就连伪村长、伪甲长等都逃跑了，没有人敢出头。雍城有一个伪联络员被敌人杀死，把血淋淋的头颅包起来，沿途转送到他的家里，吓得谁也不敢和敌人见面了。敌人在西良淀村，就曾经因为找不见人，把全村房子都拆毁了。从村外捉到一个瞎子，敌人就要请他担任伪村长。

敌人建立“联庄”的计划，虽然十分残暴与毒辣；但在冀中子弟兵与群众的配合行动下，终于被打垮了。山奇只好狼狈的逃回北平去。

四、敌寇对根据地经济文化的破坏    

1．敌人对我根据地之经济破坏

敌人对我根据地之破坏，穷凶极恶，除在大“扫荡”中企图摧毁我根据地人民的生存条件，使我全体根据地军民冻饿而死外，还有许多破坏方法。兹列举其较大者如下：

制造灾荒：日本法西斯有计划制造灾荒，已非一次。远者如一九三九年河北平原的大水灾，乃由于敌人掘破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沙河等河的堤防，造成空前水灾。以时间论，此次水灾自七月起至十月中，绵延四个多月；以地域论，冀中区（共三十九县）被灾者达三十余县，被灾面积153 852顷，被灾村庄6 725个；冀南区被灾亦达三十余县，被冲三千余村，被灾面积55 096顷。以人口计，冀中灾民达1 912 800人；冀南区直接间接被灾难民2 500 000人以上，入春陷于饥饿者尚有250 000人。难民被迫以麦苗、棉花子、糠、野草充饥。生命财产之损失无法统计。该地政府与军队实行赈济，着手治河挖渠，调济粮食，发动移民，以工代赈，渡过了严重灾荒。以上乃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无庸赘述。    

又如一九四四年之河南大蝗灾。在我根据地，经全体军民抢救突击，太行区达到了肃清蝗虫。河南林县以北地区未收复时，敌人不叫人民打蝗，使河南三十几县田禾受严重损失，济源、孟县、沁阳、温县这些地区及平汉路两侧，一片荒芜，赤地千里，高达六尺的黄蒿，从田野长到村中，人民草根树皮吃尽，弄得互吃人肉。太行区自三月至六月，努力剿蝗，刚大功告成，宣告肃清，八月中旬，敌人又驱来大批飞蝗，情形严重，超过今夏，广及十余县，少则一股，多则三股，每股占面积十至七八十方里不等。经我军民全体动员剿除，始将该蝗消灭。    

破坏生产：凡春耕时，敌必发动“扫荡”，破坏春耕，名日“春耕扫荡”：凡秋收时，敌必发动“扫荡”，破坏秋收并抢粮，名日“抢粮扫荡”。这是一贯如此的。自一九四三年敌对晋察冀“毁灭扫荡”后，手段更为毒辣，着重在抢掠耕牛、破坏农具，使人民无法从事生产。“扫荡”以后，许多村庄耕牛、农具，种籽被抢光，若不是政府救济，势须（必）坐以待毙。一九四四年一月，敌寇计划在山东全省强征“收买”耕牛一百万头，掠夺机关为伪“山东牲畜运销合作社”。这一计划，虽被我军打破，然可看到敌人之毒辣。一九四四年春耕时，临沭敌人即四出抢牲口。又一九四四年五月间，晋西北五寨敌，派大批密探到根据地，企图抢走全部牲口，民兵提出“保卫耕牛”的口号，到处袭击敌人，夺回耕牛。其他对农具之破坏，更无法统计。

抢毁粮食：敌之抢粮与我之护粮，是个严重的斗争。以晋察冀四分区为例，该分区为边区之粮食，产麦甚富，一九四四年，敌计划在该区抢麦三千五百二十吨，单行唐一县，就要抢1080吨。多半在半夜分路包围村庄，警戒派在村沿，沿家搜索。有时假意撤退，等村民都放心回来时，突然回头，找地洞挖粮窟。或以骑兵远袭，各村来回搜查，造成恐怖与混乱。这种抢粮，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且规模相当大，如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太行区辽县敌于十七日于黄土川抢去粮五十石，牛三十五头，驴五头；十八日又在南梁铺一带抢去粮食二百七十多石，牛驴二十头；二十五日，和顺敌带驴子三百头到和顺西抢粮。一九四四年二月，绥远西部游击区，以载重汽车及骑兵大批抢粮，对在场未打，不及载走的禾谷，就付之一炬。冀中区也发生敌人烧毁大批已熟麦禾，未割即成灰烬。类此事实几乎在每县每区每村都有，不胜枚举。如太岳区晋城敌人，于一九四四年旧历正月初，一月出发抢粮五次，一次比一次抢得多。第五次，到三潘河、瓮山一带，抢去一百四十余石。晋察冀四分区的贾木护麦战（一九四四年七月）中，上下庄的老乡，因麦子被敌抢去，无以为生，想跳井自杀，幸我军夺回粮食，如数交还老乡，才救了他。四分区群众，特别是麦主，敌人常将他抓去，勒令用麦子赎取。其他如河北平原地区，也通行此种绑票行为。如一九四三年十月，敌在冀中的任丘、高阳两县，扣押了当地人民一万七干人，当地居民缴了大批粮食，赎回了一万五千多，其余二干，没粮食去赎，就陷入了可悲的命运——送命。    

抓捕壮丁：日本法西斯强盗复活了奴隶制度，在根据地及游击区大批抓丁，抓去以后，即作为奴隶，或当炮灰，或当苦力。抓丁计划，甚为庞大，一九四四年十月，山东区缴获了敌济南陆军联络部“战时重要紧急动员对策”之密令，得悉：敌企图自一九四四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在华北各地抓捕壮丁二十万，（山东十万，河北八万，其他二万），驱使壮丁至日本及伪满作工。现已由日本军、日本大使馆、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关全体动员，并直接指示伪“新民会”、伪“华北劳工协会”开始进行。

山东隋形，如日照郯城等地，一九四四年一月已经第三期抓丁，在敌占区普遍登记，不登记不“配给”洋火；在解放区的边缘区，则于拂晓包围村庄，抓捕拉捆。有的就地编伪军，有的送往南京。山西敌抓丁，则用“急进建设团”名义，成立“干备队”，欺骗青年去“受训”。一到太原，就当了兵或当了苦力。伪山西省公署成立“征集委员会”。凡十八岁至二十五岁青年，皆须登记，分批征调。另外，在冀南十三县也大批抓丁。华中如安徽无为民众，六十余人上街去“领盐”，全部被捉；铜陵伪大队长以派夫为名，捉去一千余人。其他办法，如太行区昔东冶头敌于一九四四年旧历新年乔装八路军，奔袭南百岩、小东峪，俘去平民五十余，押回凤居据点，要把他们活埋，幸被八路军解救。又有于集上突然围捕，于大路上乱抓，伪称“开会”，召集居民载上汽车开走，不一而足。抓走壮丁，一是补充伪军，一是送南洋充当“工兵”，一是送人矿场做苦役，也有被当肉靶做为训练新兵刺杀用的。被捕者有反抗，即杀头、剥皮或喂了洋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