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他生命中的“二十七个书目”（2）

当时毛泽东择读的重点是军事与哲学。他后来回忆，“到陕北，我看了八本军事书”“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1937年10月22日给刘鼎的信中，毛泽东提出：“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初到陕北，集中阅读军事书籍，不仅因为制定军事战略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第一要务，更在于他下决心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当时择读并写有大量批语的哲学书籍，保存下来的有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7种。写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上的批语就有1.2万字左右，最长的一条有1200字。《哲学选辑》他连读3遍，分别用黑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作了批画。批语主要有三类：原著内容提要，对原著观点的评论发挥，结合中国实际发的议论。

事实上，毛泽东当时批注的哲学书，远不止7种。为什么如此集中读哲学？他1937年8月同郭沫若谈话时径直道出原因：“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毛泽东发愤研究哲学，根本上还想为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因为只有掌握理论工具，占领思想制高点，才能揭示饱读马列的教条主义者为何屡犯“左”倾错误。他读《哲学选辑》写的批语中，道出一个刻骨铭心的结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那么，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才对头呢？大道至简，毛泽东把他读哲学所得，概括为八个字：实事求是，对立统一。

作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毛泽东追求的是掌握“工具”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他择读军事和哲学，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思考，在1941年以前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有对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有对抗日战争规律的揭示，有对思想方法的澄清和标举，有对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析和阐述，接连不断地向党内吹来与教条主义迥然相异的思想新风。

中国共产党对领袖的选择，比较注重理论。随着一套新的理论话语逐渐为全党接受，毛泽东也完成了身份跨越：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军事领袖，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成为政治领袖，再到1941年开始成为思想领袖。对此，教育家、革命家吴玉章在回忆录里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这种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感受，在当时的党内高层也比较普遍。陈云1941年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时1943年11月4日写的整风笔记也讲，他过去只觉得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读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毛泽东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可见，结合实际的择读和理论创新，在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最后一段路程上，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胡适曾想弄明白毛泽东为何能带领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他找来毛泽东论著阅读后，于1951年5月31日给蒋介石的信中说：“盼我公多读一点近年中共出版的书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于红军‘长征’之后，最可看出毛泽东以文人而主持中共红军的战略。”这最后一句，多少道出毛泽东“读奇书、创奇事”的文化风景。

（四）荐书是种领导方式

毛泽东1939年说过一段话：“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所谓“进货”，就是读书。从延安整风开始，向党内领导干部荐书，是毛泽东习惯的领导方法。在27个书目中，从1941年起，有11个书目是在不同时期为解决本领恐慌、适应新形势、纠正不良倾向、统一党内认识，推荐给党内同志阅读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荐了4批书目。主要有《“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党的一些现实文件。他还从《鲁迅全集》中找出《答北斗杂志社问》，列入整风学习的文件中，以期改变党内文风。为澄清党史的一些是非，又阅读大量文献，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称之为“党书”，要求参加整风的高级干部认真阅读。

从1945年党的七大开始，毛泽东先后四次向党内干部推荐马列著作，每次都有特定的背景。在七大上推荐《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5本，是为迎接抗战胜利后的新局面，打牢马列主义的基础。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推荐12本，特意增加《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和苏联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等，用意很明显：共产党人不应该只是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应该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为此要学习新的本领。1963年，毛泽东又推荐30本，大概与他当时想让全党深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有关。

除了宏大的政治背景，毛泽东荐书有时也是为推动某个领域的具体工作。1954年1月，他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为初稿出来后便于中央领导层讨论，开列了一个中外宪法书目，要求阅读。这是中央领导层第一次大规模研读各国宪法，同时也说明，“五四宪法”并非凭空产生。当然，毛泽东荐书未必总与实际工作直接相关。1958年3月，他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从古代诗词中挑出65首作品，编成两个小册子发给与会者。有人不解，毛泽东解释：“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要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要拿一点时间来谈谈哲学，谈谈文学，为什么不行呢？”看来，其意在使会议气氛活泼一些，思路开阔一些，思想解放一些。

27个书目中，寄送给远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的21种书，很有意思。除了当时一些中学国文和历史教材外，其余16种都是《精忠岳飞传》这类章回体小说。想来，是希望自小生活在异国的两个孩子多了解中华文化。向个人荐书，毛泽东的针对性总是很具体。他让许世友读《红楼梦》，是想这位将军增加点“文气”；他让江青读李固的《遗黄琼书》，是告诉她“人贵有自知之明”；他让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则是提醒，凭资历、能力，你做党的副主席还不够格，若不学习长进，早晚要像刘盆子一样倒台。这些推荐，透露出或期待或隐忧诸般人事心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