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他生命中的“二十七个书目”

1940年，抗日战争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南洋侨领陈嘉庚辗转来到延安访问，他见到那里读书、学习蔚然成风，联想到自己在国统区重庆所看到的一派灯红酒绿，遂感叹“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陈嘉庚的感叹，揭示了一个深刻的规律：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引以为豪的优秀传统和弥足宝贵的历史经验。什么时候重视学习、善于学习，什么时候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就容易遭受挫折。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都反复强调读书、学习的重要意义。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做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积极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此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被写进党的十八大报告，“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两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读书、学习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最显著、最重要的社会风气。

毛泽东同志是我党历史上爱读书、会读书，并且善于把读书、荐书作为一种有效工作方法的领导人，他对于读书、学习的见解可以带给我们诸多启发。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同志逝世39周年纪念日，我们特约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撰文，与读者分享毛泽东关于读书、学习的思考。

——编 者

（一）读书要为天下奇

毛泽东早年常说：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创奇事。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风云一生，书剑双修。所谓“剑”者，不单指军事，还包括对书本的运用之妙，以及思想和实践的力量。读书既然是为了磨剑、亮剑，以“创奇事”，当然就不能漫无边际地阅读，那样反倒会稀释思想和实践之“剑”的力度。因此，人们总是希望读好书，读大有益于人生境界和做事本领的“奇书”。这样一来，何为奇书，怎样择书之事，便冒了出来。

毛泽东是22岁那年遭遇这个问题的。作为师范生，他当时潜心古籍，但汗牛充栋的古籍押上一生也读不完。于是，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一封信中开列了77种经、史、子、集书目，直言：“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这是目前知道的毛泽东第一个择书而读的举动。可惜的是，这封信里所开列的77种典籍书目没有留存下来。事实上，毛泽东早年择读的书目大多都没有保存下来，这是毛泽东研究的一件憾事。

毛泽东在投身革命去奋力“创奇事”后，便把读书、择书、荐书当作必不可少的工作。根据他留下的文字或当事人的一些记载，可归纳出他阅读、推荐和编拟的27个书目（名单附后）。这27个书目，少则3种，多则100种以上，涉及上千种书。这当然远非毛泽东一生阅读的全部。他逝世后，在中南海住地的藏书达9万多册，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他的需要陆续配置的。还有，他当学生时记的《讲堂录》所载老师讲授或要求课余阅读的，1957年一次性索要的十几种注释和研究《老子》的书籍，1959年前后为纠正“大跃进”失误在不少会议上反复推荐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籍，晚年从200多种各类笑话集中选择的几十种，等等，都是可以通过考证整理出书目来的，这里均未计入他的择书之举。当然，列入这27个书目的，也不能说他都详细读过或读完了，但大部分毕竟是他选择出来的，对于有“奇书”之效的经典，还详加批注。专做学问的人，一生读千种书，也属不易，何况毛泽东的主要精力还在革命和建设实践呢？

最可“奇”者，不在择读之量，而在择读的内容和效果。毛泽东的择读，排在前三位的是哲学、马列和文史。但那些与他的实践活动关系不大的书籍，他同样也多有阅读。他同来访的法国政治家讨论拉普拉斯《宇宙体系论》同康德星云学说的关系，连对方也感到陌生。1958年，他要求领导干部们读一读苏联威廉斯写的《土壤学》，说“从那里面可以弄清楚农作物为什么会增长”。他提出增进农作物产量的“农业八字宪法”，与阅读此书明显有关。所谓用书之“奇”，由此可窥一斑。

（二）实践为读书之旨归

择书而读的动力，不外两端：实践倒逼和兴趣所致。一个是由行而思的激发，一个是由内而外的延伸。与毛泽东有关的27个书目，比较具体地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自己阅读和希望人们阅读的重点，每个重点都折射出他当时集中处理的现实要务或特别感兴趣的问题。

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同准备建党的陈独秀建立联系后，回长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股份制书店。卖书他也是有选择的，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他先后撰写了三个售书目录，申明所列均是“书之重要者”或“比较重要的”，择书而卖之意尽在其中。

列入这三个书目的，多属译介的“西学”。大致分两类：一是西方哲学、政治、科技等；二是马列主义和介绍苏俄情况的。这些书在三个书目中都赫然列出，可见毛泽东择书是有思想倾向的，这个倾向，折射出当时先进分子的思想风景。

毛泽东由开列阅读书目切入的政治实践，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有了新的景象。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和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推动工作的重要方式是编书。他亲拟编纂计划和具体书目，编了《国民运动丛书》和《农民问题丛刊》两个系列。前者涉及国际政治经济、世界革命运动、国民党思想及其策略、苏俄研究、国内政治经济5个方面的内容。后者计划出版52种，实际出了26种，有《列宁与农民》《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土地与农民》等。

从卖书到编书，共同之处是都要先读书、择书，不同之处是从被动的择书到主动的择书，从泛泛的思想传播到有针对性的政治宣传，从推动思想变化到推动实践变革。毛泽东主持编辑这两套书，不是为了给书斋里的人群看，而是为动员和教育革命前线的人们，因此不能搞长篇大论。他很了解读者习惯和宣传规律，提出每本书不能超过1.2万字。对一些书应该怎么编纂，要求也很具体。比如，他列了一本《将来之国际大战》，特别注明：“此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武力与苏俄武力之比较及新式战备之研究，取材于俄国军事委员长福龙斯（伏龙芝）之论文。”还有一本《妇女运动解放小史》，他又注明，这本书以德国共产党人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为蓝本。看来，他当时的阅读很方便，且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平台来宣传共产党人的主张。

如果说毛泽东的阅读生涯有过苦恼的话，那就是上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里无“奇”书可读。这种局面，一直到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才得以改善。毛泽东在漳州一所中学图书馆里挑选出几担书运回苏区，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读这些书，使毛泽东在风云路上的众声喧哗中，涵养着内功和识见，逐步实现思想升华。1933年，他将《两种策略》送给彭德怀，附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就不会犯错误。” 不久又向彭推荐《“左派”幼稚病》：“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毛泽东说这些话，正是他遭受打击，靠边赋闲，心里苦楚无人领会的时候。他的实践创新不被看重，还被戴上了“狭隘经验论”的帽子，被说成“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与苏联留学回来的一些年轻革命家相比，毛泽东当时的马列理论水平确实有待提高，对苏联党内的理论纷争也缺少了解。心里憋了一口气的毛泽东，是带着《国家与革命》和《反杜林论》上路长征的，不少同行者后来都谈到他在担架上读这两本书的事情。

（三）读书推动身份跨越

到了陕北，毛泽东迎来了阅读黄金期。他不断写信给国统区的同志，要他们购书带回陕北。大概在1936年秋，毛泽东同时收到两批书，一批来自上海，是鲁迅病中托冯雪峰转送的；一批来自北平，是一个叫王林的人托人购买带到陕北的。1965年，毛泽东还在一次谈话中说：“最困难的时候，王林同志给我带来了好些书。”记忆如此之深，可见那时寻书何等急切，真个是如旱望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