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文艺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学习习近平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谈一点想法。我想谈军队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键是标准，没有标准，就不可定性，没有规距，就不能成方圆。

我想接着刚才的同志，也谈谈英难。英雄是军队文艺歌颂的对象。但从不同标准说出的英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有一次到北大开会，我问现在北大四处拉校友，为何不提毛泽东？不要说战争理论，就是哲学、文学、诗词、书法，毛泽东的成就至今难有超越，堪称典范，北大给那么多的人塑像为什么不给毛泽东塑像。后细想，可能是视角不同，毛主席不符合西方人为东方制定的普世标准。西方为东方人制定的英雄标准是谁呢，是曼德拉、甘地——一个主张“非暴力不合作”的人，这些人符合西方“普世”标准。除此之外，在西方人看来一概不是他们心目中的东方英雄。不是“英雄”，如换上西方人的视角或西化的世界观，毛泽东的像在他们那里就立不起来了。说到这，我想起梅兰芳。梅兰芳被中国人当成艺术大家、英雄，不仅在于他的艺术成就，更在于他的民族气节。日本入侵中国，请梅兰芳演出，刀架到脖子上，死也不出演。为什么，因为平时给中国人怎么唱都行，但决不能在日本人入侵中国的时刻演旦角戏，因为这个角色不仅不能给我们的抗战鼓气，相反，我们的士兵看了这样的戏会泄气。梅兰芳所做的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强调的艺术与政治相统一。梅兰芳的民族气节极大地鼓励了前线将士，正是一点而不仅仅是他的艺术造诣，我们才称梅兰芳为“人民艺术家”，毛泽东才称他为“梅先生”。这个标准是从中国人民的立场看待问题的，若从西方人纯市场经济的角度，特别是日本侵略者的视角，梅兰芳的像也树不起来了。那我们的军队文艺要取什么标准呢，当然是与中国人民立场相一致的标准，坚持抵制西方的普世标准。

再具体说到我们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一般的社会人群，它是为贯彻党的意志、实现人民利益承担党交给的武装任务的特殊人群。这就要求我们的军队文艺要有战斗力标准，检验我们军队文艺作品是否优秀不能以“国际承认”与否为标准，而要以能鼓励起战士的士气和作战精神为原则。我们说“为战士服务”，不是简单地只为战士的一般生活服务，而是要为战士在战场的冲锋陷阵服务。如果战士上战场之前看了你的文艺作品之后，更加奋勇向前，那你的作品就是优秀作品。比如《英雄儿女》中的王成的形象，鼓舞了我们的战士在朝鲜战场上的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敢于和帝国主义斗争并取得胜利的精神，尽管没有什么高科技声像表现手段，但这个作品无疑就是优秀作品。再比如1951年魏巍同志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鼓舞了朝鲜战场的战士和数代中国人对人民解放军和祖国的热爱，这样的作品就也是优秀作品。如果看了你的作品后犹豫了、彷徨了，甚至当了逃兵，那你这个作品就是失败甚至是有害的作品。这种作品的艺术性越高，它的破坏性就越大。比如《色戒》这类的作品，传播的是无原则的跟谁干都一样活命和赚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这就不利于战士一往无前，为国家民族奋斗牺牲的精神，不利于军队战斗力的生成，这样的作品，不管它的艺术表现形式如何丰富，也不管西方人将它捧得如何高，它对军队文艺就不是好作品，甚至还是有害的作品。

军队文艺所担负的特殊的历史责任，要求我们我们军队文艺工作的聚焦点最大可能的贴近战场实战。在战场上政治浪漫主义——比如当年的王明、李德等在湘江战役前后的瞎指挥——是以战士生命的牺牲为代价的。今天有些人将军队文艺创作与一般社会文艺的创作等同，提出什么军队文艺“多元”“开放”以及“职业化”的改革指向，以出“大师”“思想家”为目标，这些放在社会领域，其正确与否姑切不论；但放在军队文艺领域，放在党绝对领导下的战斗力标准的语境下，它危害就不言而喻了。军队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托底部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铁的纪律是军队建设最起码的前提，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的所有理论都要聚焦战场，你可以这样那样说，但前提是要有利于战斗力的生成。你得让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奋勇向前，这是祖国命运的依托，仅靠“学术逻辑”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习近平主席要求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有时代担当，我们军队文艺工作者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有人说我们军队文艺也需要“大师”，这没有错。这与英雄一样，是什么标准中的“大师”。我们说，军队文艺要聚焦战场，如果在你的笔下出了更多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王杰这样的英雄，那你就是人民军队文艺当之无的大师。军队文艺工作者和一般学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军队文艺工作者写出的作品聚焦的主要是战场，功能主要在于促进战斗力的生长，它赞美的是战士们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勇于牺牲的精神。而不是让战士看了你的作品全成了“范跑跑”。“范跑跑” 在危险时说连他娘都不救，更不要说为人民了。要是我们军队教育出来的都是“范跑跑“，别说打仗，就是救灾的任务都完成不了。汶川地震，艺人砸的是钱，砸钱后就走人；我们军人砸的是命，砸了命还不能走。为什么，因为国家和那里的人民需要军队托底。如果我们的战士都失去了正确的宣传教育，放弃了担当意识，那人民的生命、国家的命运就会象苏联解体时那样因受不到保护而瞬间消失。汶川救灾后期，社会上的关注点已转移，可咱们的军队还在汶川默默无闻工作。这种精神是什么给予的？就是一大批《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样的文艺作品给予的。我们需要这样的文艺作品，而不需要花里胡哨，好看不中用的有害作品瓦解我们军队的斗志。在军队中纵容涣散人心的不负责的文艺宣传就是犯罪。历史教训并不遥远。当年大秦帝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是战斗力标准，讲究经世致用。它将商鞅、韩非子、李斯这些人的思想和作品用于安邦治国，教化民众；而把那些不靠谱的、像坚持“戈尔巴乔夫”式新思维的那帮人全逐出秦国。齐国接纳了这些人，到齐国办的稷下学宫[1]“做课题”、带“研究生”，搞不靠谱的“百家争鸣”，秦国还送大量黄金——也算是那个时代的“课题费”——资助齐国的处士横议。结果如何呢，结果是当秦国军队开到了齐国城下的时候，齐国文人竟集体静音，与苏联解体前的情形一样，诺大的齐国“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什么象样的抵抗。当年汉武帝反匈奴战争最紧张的时刻，有儒生狄山力劝汉武帝对匈奴施仁政，汉武帝让他去“贴近战场”，问他“我派你驻守一个郡，能够不让匈奴进入掳掠吗？”狄山说：“不能。”再问：“驻守一个县呢？”狄山又说：“不能。”武帝最后问：“驻守一个要塞城堡呢？”狄山自知理屈，硬着头皮说：“能。”于是武帝派他到去守边，结果此人走在半路上就被匈奴砍了脑袋[2]。如果我们文艺工作者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创作这种出不靠谱即满口“之乎者也”就是不贴近战场的作品，别的不说，至少作为军队文艺工作来说，就是不合格的；这样的文艺创作人员就不接地气，就失去了为师的资质。文艺工作者仅有艺术和学问指标是非常不够的，他们应当有为民族担当的意识和气节。比如鲁迅和周作人，都很有学问，但民族气节却有云泥之别——两个中间，我们当然要以鲁迅为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