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在天津的主要罪行（2）

3．强征劳工、“慰安妇”

大肆强征、抓捕、关押、转运和虐待劳工，是日本侵略者在天津的突出罪行。抗战全面爆发前，日本侵略者即以各种方式在天津骗招劳工。占领天津后，日本侵略者更肆无忌惮地强征和武装抓捕劳工。他们把天津作为劳工羁押和转运站，在市内和塘沽设立劳工集中营，把从山东、河北等地及天津本地抓捕的劳工集中起来，然后强行押往东北和日本去做苦工。被抓劳工饱受摧残虐待，很多人未到目的地就被折磨致死。仅1942年上半年由天津押运走的劳工就多达70余万人，生还者极少。日本侵略者还强征大量劳工为其在天津修筑飞机场、工事等军事设施；抓捕大量壮丁、夫役，为其在天津郊县构筑工事、据点。这些劳工，不论是被骗招的，还是强征抓捕的，不论是在天津市内、郊县，还是被输运到伪满洲国、伪蒙疆或日本等地，均在日军的监视下从事最繁重的劳役，失去了人身自由，生活和劳动条件极差，缺衣少食，绝大多数人没有工资，少数给工资者也经过种种克扣所剩无几，稍有不满和反抗，立即遭到日军毒打、侮辱和种种刑罚，甚至当场处决。

强征“慰安妇”，设置“慰安所”，实施性暴力，蹂躏中国妇女，是日本侵略者在天津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日军在天津的最高领导机关“天津日本防卫司令部”设立了专门机构“防卫司令部安慰所”，亦称“别动队”，搜罗了一批汉奸、恶霸，在天津市内抢劫、绑架年轻妇女，定期“献纳”日本防卫司令部。日军还在日租界神户馆、东站会馆、槐荫里、塘沽、蓟县等处设置了“军人俱乐部”、“慰安所”，通过天津伪政府、警察局强征妓女，充作“慰安妇”。日军还多次把强征的妓女成批送往山东、河南日军驻地。日军还在“扫荡”、“清乡”及其制造的杀戮平民的惨案中，灭绝人性地实施性暴力，奸淫、侮辱妇女。

4．不择手段地进行精神奴役

日本侵略者竭力推行各种思想文化统治措施，妄图从精神上奴役和控制天津民众。天津沦陷之初，日本侵略者即通过“新闻管制”取缔20多家报刊、通讯社。此后，颁发了一系列政策，强化对新闻、出版的控制。在教育方面，日本统治者诵讨颁布“统一校训”、废止原教科书、改用新课本、篡改中国地图、强行开设日语课、向各校派出日籍教官、推行战时教育体制等一系列措施，对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他们强令青年学生参加“新民青少年团”，接受军事训练，参加“勤劳奉仕”，千方百计地向青少年灌输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实现“王道乐土”等奴化意识。日本侵略者还操纵“新民会”等汉奸组织，以建立“新民教育馆”、“新民阅览室”等方式，对群众进行奴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还放纵毒品泛滥，到处设立鸦片馆与白面儿馆，严重摧残群众的体魄与意志。早在天津沦陷前，天津日租界就是一个制毒、贩毒的基地。天津沦陷后，日本侵略者更把烟毒作为奴役沦陷区人民的特殊武器。日租界内制毒工厂达100余所，日夜赶造海洛因、高根红丸等毒品，由洋行1000余家分销。天津伪政权下设的“土药业公会”、“禁烟局”是贩运、配售鸦片的公开机构。“禁烟局”每月按烟馆不同规模供应90—900两不等的“官土”，并以发放“吸烟证”、实行价格优惠等方式，诱骗市民吸毒。日本侵略者还豢养了一批浪人、汉奸，通过开设“洋行”、“土药店”和制毒工厂，制售大烟、海洛因、吗啡等毒品牟取暴利。由于日本侵略者大肆推行毒化政策，各种名目的大烟馆、土膏店几乎遍布全市，其中最高年份1940年达到237家。烟毒泛滥使数以万计的受害者身心俱损，家破人亡。

注：资料来源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天津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稿）